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3-2004)

2003年中国GDP高速增长具有恢复性增长和补偿性增长性质,属于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过程中的经济扩张初级阶段,总体上并不存在经济过热现象。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保持其连续性与稳定性,避免政策指导方针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速度饥渴”转变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速度恐慌”,发生非理性经济萧条。在2003—2004年间经济周期扩张初期,中国经济应该继续采取适度扩张的需求管理政策取向,通过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逐步建立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4—2005年

2004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完成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但总体经济景气开始转折下行。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保持其政策取向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建立最高可持续增长率(HSGR)性质的需求管理政策目标,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转型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适度扩张性操作,形成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一致政策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9—2010年

本文依据中国经济增长与价格形成理论模型以及CMAFM计量模型,分析与预测2009—2010年间中国经济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的复苏过程。本文认为,中国需求管理应该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取向,完成中国经济景气从萧条到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并且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相适应,形成以促进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政策架构。     

“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

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和需求双扩张的政策组合,在需求管理方面,实行货币稳健或小量紧缩、财政扩张的政策组合。就目前而言,我们不建议采取大规模的扩张性政策,而是建议采取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的定向"微刺激"政策体系,既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又尽可能促进结构调整。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7—2008年

2007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将核心CPI上涨率控制在2%以下的同时,实现11%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在2008年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采取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取向,以在总体经济景气进入收缩阶段后延续其繁荣形态。     

中国经济增长机理解释——基于投入产出SDA方法

笔者利用结构分解方法(SDA),将中国1987年～1997年以及1997年～2007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分解为基于产业角度的需求扩张效应、增加值率变动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并测算出不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结论表明,1987年～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单一依靠需求扩张转变为依靠需求扩张、增加值率变动和技术进步协调拉动。这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健性逐步增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逐步提高。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笔者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宏观经济态势与政策分析——2022年的回顾与2023年的展望

2022年中国GDP同比增长3%,经济运行呈现V型走势,比年初制定的增速目标低2.5个百分点。展望2023年,全国总人口减少、劳动力急剧下滑、新冠肺炎疫情走向、市场预期转变、前期政策影响、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等问题将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但仍低于潜在增长率。此外,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务、汇率及货币危机、外部经济环境等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风险点。鉴于此,2023年的政策目标应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需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取向同时搭配市场环境管理为辅,形成政策组合。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2—2003年

我国在2002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适当强化稳健货币政策的扩张倾向。2002年我国GDP预计增长7.86%以上,将明显高于2001年,总体经济景气能够在2003年承续2002年扩张趋势,从而实现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的转换。随着顺应经济全球化而加入WTO,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三元经济结构。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支持下和均衡化的经济政策维护下,我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相对快速增长。“十五”计划时期与“十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有可能接近8%。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5—2006年

2005年中国经济向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预期方向稳定发展,继续呈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态势。2006年乃至"十一五"期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保持其中性政策取向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最高可持续增长率(HSGR)的需求管理最终政策目标指导下,建立价格、工资与汇率动态调整一致的政策目标体系,通过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积极操作,以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政策建议

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定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会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继续严格控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未来的经济增长将     

中国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比较研究

对中国未来90年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进行了人口-经济动态模拟。在生育水平过低导致劳动力减少过快、人口老龄化过重、劳动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将使经济增长大大放缓;而较高的生育水平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略快,但是人均GDP增长速度慢于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并且人均GDP水平也具有较大差异。完善当前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稳定在1.9-2.0之间,如此人口在本世纪缓慢地减少也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在低生育水平下,依靠劳动增加和资本积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将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必然选择,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将是未来经济增长首要源泉。     

基于经济指标构建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本文选用人均GDP、 GDP增速、基尼系数、物价指数和失业率等5项经济指标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国际横向比较,我国社会稳定程度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要得分在高速的GDP增长、较低的物价指数和失业率方面;自身纵向比较,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近年呈加大趋势,主要失分在贫富差距扩大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方面。笔者的分析结果显示,确保在贫富分化项上不再失分甚至有所加分,即确保贫富差距不再扩大并力争有所缩小,对于保持社会稳定极其重要。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与经济增长趋势

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第三季度GDP增长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最近一轮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新的态势.随着中国政府最近出台的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的措施,房地产过度扩张之后遇到的资源和需求约束将不复存在,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从增长率看民营企业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者在计算民营企业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以及对1994年-2005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和我国 GDP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格兰杰定理运用EG两步法建立三者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表明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增速较快,但在GDP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率并没有保持相应的同步增长.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过分偏好和对就业问题的相对忽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作用,以实现经济与就业的同步增长.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多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影响的地缘经济分析

将全世界划分为10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经济一般均衡框架下,模拟并分析了不同汇率情景下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模拟结果显示:中国的GDP将于2035年超过美国;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的GDP增速放缓,而对其他国家的GDP增长有促进作用;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GDP的增长,但不利于其他国家GDP的增长;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农业、轻工业和建筑业的比重下降,食品加工业、能源业、化学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上升,而印度和俄罗斯与中国在地缘经济上是竞争关系,欧美国家与中国在地缘经济上是合作关系,因此印度和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变化与中国大致相反,而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与中国类似。     

中国与印度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基于196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19个亚洲国家、1960-2010年的面板数据,比较了印度和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及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预测了中印两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样本期内,中国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35.3%,而印度为29.1%,态势上,印度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平稳上升;而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点之后开始下降;未来发展趋势上,中国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会在本世纪30年代变为负数;而印度在2050年前一直维持较大的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