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省级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

通过我国30个省份2000~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人口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家庭小型化是加大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主要人口因素;年龄结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促进工业废气和工业固废的排放,而对工业废水的排放起到抑制作用;此外,收入水平、研发强度、工业结构和贸易开放也是影响我国环境污染的其他重要因素,只是对于不同的环境污染指标而言,它们对其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人口规模、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1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以STIRPAT模型为理论基础研究了我国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城市化率、家庭户规模等人口因素对CO2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四项环境污染指标产生的影响效应,建模过程中还考虑了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环境污染各项指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家庭户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环境污染各项指标的主要人口因素,而城市化率对环境污染各项指标的影响较小。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2—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3个角度对我国工业SO2、废气、废水、粉尘、烟尘的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城市化水平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与工业规模效应、城市化水平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不同年份对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方向和贡献程度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技术效应的贡献最大;技术水平提高是城市化促使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各省份的投入和产出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算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再利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对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废水排放量的影响和差异性,以探析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效率变化显著地降低了工业废气排放量,而技术进步变化可以显著地降低工业废水排放量,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作用是有效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对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废水排放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对西部地区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废水排放量的改善是有效的,而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的降低也是有效的。     

洞庭湖区经济与环境的演替轨迹及成因分析

洞庭湖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影响方式和程度存在地区差异性。从洞庭湖区整体,岳阳、常德及益阳市探讨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演替轨迹,结果表明洞庭湖区整体工业废气和烟尘排放量已越过EKC曲线拐点,工业废水仍处于"U"型曲线的右侧。工业废气EKC曲线在岳阳、常德和益阳三个行政区划中倒"U"型特征较为明显,且拐点均出现在"十一五"期间。说明洞庭湖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由"同向"关系向"反向"关系演替。通过LMDI分析法得出影响洞庭湖区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因素中,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是拉动因素,污染物排放强度因素发挥了重要的抑制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1990-2013年数据

基于1990—2013年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三废”排放量或生产量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环境污染的影响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三废”排放量或生产量是正向关系。在长期中,FDI对工业废气排放量影响最大,固体废物次之,对工业废水影响最小;在短期,FDI的变化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变化影响最大,废气次之,对工业废水影响最小。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是导致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果可以通过FDI的行业分布进行说明。在此基础上,针对浙江省如何有效利用FDI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三废排放情况分析

工业三废排放水平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中工作中的关键指标,本文分析了2005~2012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总量及比重变化趋势、单位GDP排放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废物产生总量逐年上升。单位GDP废水排放量、单位GDP废气排放量、单位GDP固体废物产生量均呈现下降趋势。     

基于岭回归法对“三废”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问题逐渐凸显。文章针对库兹涅茨曲线特征,采用岭回归方法,选用江西省1995-2014年"三废"排放量及GDP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江西省"三废"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呈"N"型曲线关系,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主要受结构效应影响;工业废气排放量主要受规模效应影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受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影响程度相当;且只有固体废物治理投资水平对污染起到了抑制作用。从而得知,江西省环境治理投资效果不佳,应该合理投入环境治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精准治理"。     

中国地区工业废气排放不平等成因的Shapley值分析

以工业废气为研究对象,拓展IPAT模型,构建30个省份的工业废气排放影响方程。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方法分解各影响因素对地区工业废气差异形成的贡献程度。分析表明,经济发展程度是造成我国地区工业废气排放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平均贡献率高达50.52%。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地区工业废气排放差异形成的第二层次因素,分别导致了17.60%、21.93%和8.40%的排放不平等。而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程度的作用并不明显。     

我国空气污染的区域发展趋势分析

工业化产生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危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研究采用相关性分析和R/S分形方法,使用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1995-2011年期间的序列数据。首先,以能源消费总量为控制变量,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找出环境污染的主要成分是工业废气排放。然后,着重分析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气排放量的R/S分形轨迹。实证结果表明:它们的Hurst指数均介于0和5之间,说明其工业废气排放量的未来变化呈负相关性,但它们的分维值却不同,全国和中部地区距1.5较近,说明两者的反持续性较东、西部地区弱,今后中部地区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将增大,应成为重点监控对象。     

我国工业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以能源强度、能源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以及滞后一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基础,利用改进的STIRPAT模型,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对中国工业39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能源强度为代表的能源技术、产业结构、能源消费是影响工业碳减排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和建议,以适应中国的节能减排以及低碳经济之路。     

基于熵权法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区域分异性评价——以陕西省主要工业污染物为例

分析陕西省各区域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分异性,可以有针对性地控制各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依据相关数据,计算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运用熵权TOPSIS模型计算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权重、评价值及贴近度。分析表明,陕西省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呈现出西部和南部低于东部和北部的分布差异性;渭南市、铜川市和榆林市的排放结构中,工业烟(粉)尘对综合评价值的贡献大;渭南市、商洛市、汉中市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减排潜力指标均偏高;榆林市和铜川市减排潜力集中在工业废气污染物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上。各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存在分异性,应实行分区域、差别化、针对性的减排政策。     

中国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阶段性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单位GDP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来体现中国环境质量的好坏,以人均GDP为影响变量,构建了6个非线性回归模型来实证研究中国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证明了不同研究阶段以单位GDP三废排放所体现的环境质量与人均GDP之间遵循的轨迹。     

工业废气排放对涉农贷款有溢出效应吗？

本文首先将工业废气排放量引入代表性工业企业的利润函数,依据Opiela的模型构建代表性金融机构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基于代表性金融机构的最优决策,得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涉农贷款之间的函数关系,继而提出研究假说.然后,基于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研究假说,以研究工业废气排放量与涉农贷款比重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废气排放量与涉农贷款比重之间为正"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增加,涉农贷款比重先下降后上升.在拐点左侧,减少废气排放量的同时可提升涉农贷款比重,两者之间为"兼容"关系.相反,在拐点右侧,减少废气排放量将降低涉农贷款比重,两者之间为"互斥"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分权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还通过大气污染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影响涉农贷款比重.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全国及区域视角

基于2000-2012年我国29个省份的数据,用工业废气排放量代表环境污染程度,实证比较分析了地区税负水平和环境政策两种税收竞争手段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税负降低使东、西部工业废气的排放增加,显著降低环境质量,但全国和中部却表现相反;地方政府执行宽松的环境政策使全国、东部和中部工业废气污染加剧,出现"趋劣竞争"现象;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仅在东部和中部成立;其他控制变量的表现也各有不同。     

广东省工业“三废”EKC曲线检验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Kaya恒等式与LMDI分解法

在对广东省工业"三废"EKC曲线进行验证的基础上,运用Kaya恒等式把工业"三废"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清洁生产技术水平、工业GDP单位能耗、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人口规模四个维度,并用LMDI分解法分析各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工业废水与废固符合三次多项式的EKC曲线拟合特征,工业废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单调递增关系;清洁生产技术水平和工业GDP单位能耗对污染物排放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人口规模则对污染物排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我国制造业承接外包的环境效应

我国凭借巨大的制造业总量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平台,同时,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资源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探讨我国制造业承接外包行为的环境污染效应意义重大。本文从表征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外包强度"入手,运用动态固定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就制造业外包强度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作用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包通过技术效应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方向为正,其正向影响程度随FDI的不断提升而逐渐减弱。环境规制门槛变量对外包的环境污染效应有显著影响:外包通过规模效应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方向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增强呈U型曲线特征;外包通过结构以及技术效应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作用方向为正,其正向作用效果均表现出随着环境规制的不断提升而逐渐减弱。由此提出政策建议:政府部门应当根据我国当前状况制定合理的环境管制政策,正确把握引资政策的调整方向,同时加强对制造业部门引资行为的监督,以引导各企业承接外包结构的清洁化。     

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的耦合性分析——以工业废气排放与治理为例

利用200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的双向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工业废气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及地区性差异,以深入研究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的耦合性。研究发现:工业废气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存在双向非线性关系,即双向的倒"U"型关系,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工业废气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存在一个优化区间,即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的对数大于10.583和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对数大于12.992。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双向性倒"U"型关系显著且稳定,而中部地区却为"U"型和倒"U"型互存的情况,既不显著也不稳定。     

工业SO_2排放强度的因素分解——基于全国及八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分析

以全国及八大经济区域工业SO_2为研究对象,运用LMDI模型将SO_2排放强度变化分解为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产污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结果表明:1995—2012年,经济规模效应是造成全国工业SO_2排放增加的最重要原因,能源强度效应是促进工业SO_2减排的关键因素。影响区域性工业SO_2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并不一致,东南沿海经济带显著因素为经济规模效应,工业SO_2排放持续增加;东北地区显著因素为能源强度效应,工业SO_2排放呈下降趋势;中西部经济区显著因素为能源强度效应,但正向累积效应大于负向累积效应,工业SO_2排放显示为小幅增长。建议按照不同区域并结合实际情况建立适合区域性发展的减排路径。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的区域影响研究——以工业废气排放为指标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环境质量在不断下降.造成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原因很多,但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大量涌入,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为揭示不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的差异情况,本文将我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和西部<'①>三大经济区域,利用1991～2006年实际使用的FDI数额和同期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数据,分别考察三大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