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水污染成因及其治理的经济分析

只有通过融资激励机制来改变或强化各行政区域的污染治理和监督激励强度,才能实现流域上下游整体上的福利优化,有效的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实现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本-收益的平衡.对流域水污染成因及其治理的分析表明,在中国现行水污染治理体制下,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了流域水污染的持续和加剧,也导致了地方政府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上明显的激励不足.通过自主协商和横向要素转移等自组织模式强化上游的治理、融资和监督激励,可有效地实现分散信息下的上下游之间的激励相容,推动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的改善.     

长江经济带背景下三峡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行为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三峡流域上下游政府保护(补偿)行为演化博弈过程进行研究,构建未引入中央政府参与机制和引入中央政府参与机制的"三峡流域上下游政府行为"演化博弈模型,运用系统动力学Vensim软件进一步验证,借以探究三峡流域上下游政府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的政策行为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奖惩机制可以有效抑制上下游政府政策行为波动;三峡流域上下游政府在合作时初始意愿值对生态补偿建设的发展有显著影响;签订有约束条款的治理协议可以提高三峡流域生态补偿治理效率。     

小流域水污染成因及其治理的探讨——以浙江省为例

文章对浙江案例的分析表明,在我国现行水污染治理体制下,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了流域水污染的持续和加剧,也导致了地方政府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上明显的激励不足。通过自主协商和横向资源转移等机制强化上游的治理、融资和监督激励,可有效地实现分散信息下的上下游之间的激励相容,推动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的改善。     

论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存在制度缺陷,致使治理绩效不甚理想。文章提出将中央政府关系嵌入到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中,以实现纵向机制与横向机制的有机结合来降低交易成本。该模式摆脱传统流域环境治理中的中央政府的"主宰"或"漠视"行为,采用生态治理政治动员、法律规则和行政命令、治理绩效考核制度、经济激励、省部联席会议制度等嵌入方式。纵向机制的合理嵌入将有助于促进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的有效协调和良性互动,进而达到流域环境治理的目标。     

异地补偿性开发:水污染治理的经济分析

文章对浙江案例的分析表明,在中国现行水污染治理体制下,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了流域水污染的持续和加剧,也导致了地方政府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上明显的激励不足。通过自主协商和横向资源转移等机制强化上游的治理、融资和监督激励,在协商一致的条件下实施异地补偿性开发,可有效地实现分散信息下的上下游之间的激励相容,推动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的改善。     

异地补偿性开发是水污染治理的重要经济手段

对浙江案例的分析表明,在我国现行水污染治理体制下,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流域水污染的持续和加剧,也导致地方政府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上明显的激励不足.通过自主协商和横向资源转移等机制强化上游的治理、融资和监督激励,在协商一致的条件下实施异地补偿性开发,可有效地实现分散信息下的上下游之间的激励相容,推动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的改善.     

地方政府竞争的博弈行为与流域水环境保护

地方政府间竞争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问题,但是带来了许多流域环境污染问题。结合我国当前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特征,建立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投资博弈模型,探究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流域水环境保护投资方面的影响。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使得环保投资不足,带来类似囚徒困境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要使得流域水污染治理投入不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鼓励地方政府竞争的政策应该被重新认识,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来约束地方政府在流域水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竞争策略,引导地方政府在流域水环境保护方面采取合作行为,最大限度地把地方利益有机整合到全流域利益当中去。     

江苏全面推行流域治理“双河长制”

江苏省积极探索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新思路、新举措,率先在太湖流域建立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的"河长制",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职责落到实处。2008年,为推进太湖水污染防治,江苏省决定在     

地方传真

江苏全面推行流域治理“双河长制” 江苏省积极探索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新思路、新举措．率先在太湖流域建立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的“河长制”,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职责落到实处。2008年,为推进太湖水污染防治,江苏省决定在太湖流域推广无锡首创的“河长制”,15条主要入湖河流已全面实行“双河长制”。     

跨区域水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以经济学有关理论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我国跨区域河流水污染长期无法根治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公共资源性质和外部治理缺乏市场机制。因此，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建立与完善流域管理机构等措施是实现跨区域水污染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农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决策中的三重博弈——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例

本文围绕着土地流转行为,将农户的经济决策放置在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三重博弈框架中展开论述。我们构建一个包含农户、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重博弈的农户经济决策一般模型;研究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决策行为趋于理性。现实中,农户的决策行为决定于其家庭自身的经济禀赋以及外部政策环境。在一定经济禀赋条件下,农户群体面对各种政策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认识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导向以及与自身利益的一致性。当地方政府的政策比中央政府的政策更有利于农户时,农户容易与地方政府达成默契,形成利益同盟,并努力促使中央政府修正政策。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相互配合,而中央政府的政策相对地方政府更有利于农户时,农户则可以利用中央政府政策对地方政府形成压力,迫使地方政府修正政策或者自己提前采取＂行动＂,充分获取利益。     

流域水污染治理中组织对长期环境绩效关注的研究

流域水污染治理中,各种参与组织对长期环境绩效关注的差异性与组织自身的利益组合密切相关。流域治理的特征、政策环境、组织域和组织结构等因素,通过时间和注意力两个重要的变量影响组织利益组合。     

跨区域草原碳汇协同管理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视角

《巴黎协定》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都将碳汇机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草原碳汇开发管理在气候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彰显。鉴于草原碳汇协同管理过程中呈现出多主体、跨区域性强的特点,论文选取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作为博弈主体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影响跨区域草原碳汇协同管理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参与成本、环境收益以及经济效益情况,中央政府的监管实施成本、罚金额度以及生态补偿力度,都会影响中央、地方两级政府草原碳汇管理行为的演化稳定策略。基于以上结论提出推进跨区域草原碳汇协同管理的政策建议,以期推动草原碳汇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节能减排战略目标。     

且行且思,太湖治污走上攻关路

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要把握好三个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从释放地方政府和企业治理内在动力着手,又好又快发展;统筹城乡环境治理,打造工业和城镇精细管理的同时,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公平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变政府主导为多元参与,协调发展。太湖列入国家重点流域治理迄今17年,是我国水污染治理历时较长、投入较大的流域。在一个跨越多个省市、经济发达、污染又相对严重的流域,要探索出一条湖泊治理的成功之     

跨界水污染防治中地方政府议价机制研究

跨界水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成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地方政府在治理的过程中,虽然开始注重加强相互间合作,但合作常常流于形式,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文章在分析跨界水污染问题特征的基础上,借鉴公共治理理念和方法,提出构建地区间议价机制作为跨区域合作的实施机制,并进一步提出建立相应的议价环境支持系统和议价过程支持系统等治理对策和建议.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及其治理

本文描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博弈的凸现与加剧,认为这种政策博弈的制度性根源是市场取向的分权制以及以GDP为核心的政绩指标考核体系,制度性根源对政策博弈具有传导机制.这种政府博弈的积极影响促进了中央政府政策的更加合理、完善,而消极影响则是中央政府调控能力大打折扣、中央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和扰乱市场秩序.治理途径则在于建立新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采取消除政策博弈的措施,即真正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建立居民的退出与呼吁机制、构建更加合理的政绩观与指标考评体系.     

流域越界污染规制：对中国跨省水污染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Wang和Wheeler分析中国水污染收费制度的研究方法,构建“均衡污染”模型,采用1994-2002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考察跨行政区流域污染这一越界负外部性对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未能显著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地理区位对各省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显著。上游地区具有搭便车向下游转移污染的激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域水质的整体恶化。本文对中国流域污染的规制效率偏低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     

流域越界污染规制:对中国跨省水污染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Wang和Wheeler分析中国水污染收费制度的研究方法,构建"均衡污染"模型,采用1994—2002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考察跨行政区流域污染这一越界负外部性对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未能显著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地理区位对各省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显著。上游地区具有搭便车向下游转移污染的激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域水质的整体恶化。本文对中国流域污染的规制效率偏低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     

基于湘江流域治理的制度创新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湘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湘江流域的治理已是势在必行。湘江流域治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许多区域、部门和学科,其中制度创新是湘江流域治理的关键所在。在制度创新方面,湖南省已经进行了不少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流域产业退出、转型或创新,流域同防同治,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强化地方政府环保部门执法权力等。但在制度创新仍需加大力度,湘江流域治理的制度创新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可大有作为,如完善流域治理中的市场机制和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主体、加强流域内政府间的协商合作、建立流域内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创新流域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等。     

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治理乡镇企业环境污染中的作用整合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给农村带来明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治理乡镇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时都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政府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作用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