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动能分解

在传统Solow增长核算框架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劳动投入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固定资本投入增长、劳动投入增长、技能结构深化、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及效率改进等五种动能。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固定资本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共同驱动,其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1.6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则为35.66%,中国区别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奇迹背后正是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二,即使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资本投入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增长动能;第三,技能结构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二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2.04%和21.27%;第四,资源配置效率变化是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主要因素,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2008年后中国以及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集聚效应的研究

文章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决定方程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联立方程组，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集聚效应如何影响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实证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集聚效应能够改善地区的劳动错配与资本错配，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会显著提升工业产能过剩较低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生产率高地区的劳动与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工业产能过剩较高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门槛，对劳动以及资本的影响在跨过门槛后变得显著。     

全要素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基于对1995-2004年28个省市大中型工业的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资本的堆集,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和DEA技术,研究中国28个省市地区大中型工业的动力,分析发现1995-2004年:(1)大中型工业平均增长15.5%,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拉动工业增长平均为9.2%,贡献率约60%,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从1996年的-9.6%上升到2003年的18.2%、2004年的10.4%,而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综合贡献从1996年的13.5%,下降到2004年的0.7%; (2)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改善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日渐突出,技术进步推动工业经济增长5.2%,规模效率改善推动工业增长3.3%.(3)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背后因素可以简单归纳为:省际间竞争、学习和模仿、经济全球化和外商投资、民营化改革和经济扩张期.因此,本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提高,是区域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     

减少错配，促进广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理论以及跨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都认为，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异。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由研发投入或技术引进带来的微观生产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改善资源配置（即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企业、部门或地区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部门或地区）带来的效率提高。尤其是后者，有很大改进空间。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发展阶段越高,经济增长越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经济增长中不能被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由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两部分组成,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改革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的技术溢出渠道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逐步形成这一独特背景,运用中国制造业2001-2007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FDI通过前、后向联系和水平联系等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1)只有高强度的国内R&D投入才能促进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提升;(2)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通过前、后向和水平联系三个渠道对中国整体制造业内资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水平;(3)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的FDI通过前向溢出渠道提高了高技术行业和低资本劳动比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后向溢出渠道提高了低出口外向度行业和高资本劳动比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通过水平溢出渠道提高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工业行业间的资源错配与效率损失研究

文章旨在"资源配置与总量生产率"框架下研究提升行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在启动内需动力和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文章以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研究样本，采用陈永伟、胡伟民（2011）建立的引入中间投入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框架，测度了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和产出缺口。研究发现：（1）考察期行业间的劳动、资本、中间投入三大要素对产出的扭曲变动效应均为负数，表现为"中间投入扭曲带来的影响>资本扭曲带来的影响>劳动扭曲带来的影响"，中间投入的影响最大且呈现扩大趋势。（2）资源错配造成的产出缺口平均为8%。其中资本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约为劳动错配造成效率损失的2倍，中间投入造成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约为劳动错配造成效率损失的4倍。（3）工业产出和TFP变动的分解表明，要素投入增长依旧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各行业TFP的提升主要动力源于各个行业总体TFP的增长，份额效应和扭曲改变效应微乎其微。（4）资源错配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行业集中度越高、国有企业比重越大的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本和中间投入过量问题。文章研究表明加强中间投入的资源优化配置对于启动内需和构建双循环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1998-2009——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1998-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各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并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配置效率变化四个方面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经验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的TFP都有所增长,其增速皆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增的趋势;TFP增长对全国装备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仅为0.117。对TFP增长的分解发现,技术进步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TFP增长的主要源泉,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恶化则严重阻碍了中国装备制造业TFP水平的提高。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的TFP增长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最为严重,东部地区规模效率的下降最为严重。     

食品企业规模竞争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产业集聚视角

利用中国31个省市2004-2010年食品业三个子行业面板数据,在产业集聚视角下对企业规模竞争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规模竞争力对食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促进效应,影响途径主要通过对效率改善的正面作用,技术进步效应表现出行业差异性。产业集聚有显著的效率改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以及综合TFP效应存在行业差异。进一步研究产业集聚对企业规模竞争力生产率效应间接作用发现:产业集聚一方面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效率改善,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大企业获得技术进步提高。     

企业资本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企业规模和行业差异视角

通过构建一个考察企业资本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分析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为样本,从企业规模和行业要素密集类型两个维度对制造业资本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进行测算。资本错配造成制造业总体全要素生产率较大的损失,且存在先改善后恶化的趋势。规模越小的企业,资本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损失越大,并且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损失受企业规模的影响更大。资本错配对要素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技术密集型行业。     

环境规制与中国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基于异质性企业视角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研究了环境规制如何通过要素替代、创新补偿以及资源重置3种渠道塑造中国企业和行业生产率的静态与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在企业层面上,环境规制会提升高效企业生产率,降低低效企业生产率。在行业层面上,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将不利于资源错配严重行业的加总生产率增长。我们基于1998-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和3种渠道各自的作用。因此要实现环境改善型的技术进步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环境保护政策,更重要的是减少要素在行业内和行业间流动的摩擦以及各种制度性障碍,降低行业资源错配程度。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基于DEA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将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源泉分解成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四个部分,分析了它们对劳动生产率及其差异的影响。2000-2009年间17个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表明:(1)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其中技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深化则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缩小了,其中技术效率变化、资本深化是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则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     

Measuring Green Productivity Growth for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s: 1991–2000*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sustain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8–10 percent, part of 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positiv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However, this extraordinary economic performance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seve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associated health damage. The conventional TFP method is biased in interpreting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change because it does not consider non‐marketable residu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hence,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in terms of pollution abatement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nagement are ignored. This bias might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less efficient use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batement technologies or send wrong signals to policy‐maker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e present paper applies a modified welfare‐based green TFP approach, treating environmental damage as non‐desirable (negative) residual output. Therefor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s taken into account to accurately interpre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rom a social welfare point of view. Based on a national time‐series input–output table, historical capital and labor input data for China and sectoral level air pollution emission data from 1991 to 200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with increasingly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many pollution intensive sectors, such as electricity, primary metal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improved their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 the late 1990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weak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nd in sectors primarily composed of small private or township and villag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firms within thes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to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国家高新区设立能够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261个地级市TFP分解数据的路径分析

国家高新区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载体，文章利用2001-2014年我国261个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从TFP的分解项来看，高新区设立促进了所在城市规模效率提高，却抑制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作用具有显著城市等级异质性，在高行政等级城市设立高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运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土地转让数据、城市专利数据等进行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间资源错配和土地价格扭曲降低了技术效率，而技术创新下降和产业升级钝化是抑制技术进步的主要机制。     

要素配置、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基于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视角

文章构造了理论模型分析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通过影响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从而影响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并利用1984-2015年省际数据实证检验了发展战略对于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产业发展战略提升了各产业的资本深化程度,对于中国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有很大的主导作用。具体来说,产业发展战略促进了各产业的发展,对第二产业发展的促进效应最大,并且产业的发展存在内部滞后效应;发展战略可以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是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有效产业结构存在负向作用,即不利于资本-劳动在产业中的配置以及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上海工业增长因素分析

本文应用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行业面板数据．测算出1995-2004年上海工业32个行业的动态劳动、资本产出弹性，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各因素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度。主要结论是：（1）上海工业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的高速增长和加速的技术进步率；（2）资本增长比技术进步对上海工业产值的增长有更大的贡献度，而要实现工业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更快的技术进步；（3）上海工业总体的技术效率变化率向下变化，说明市场自由竞争的加剧导致了不同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效率差距在拉大．这有利于行业资源优化配置和上海工业可持续发展。     

贸易开放与工资差距——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中国贸易非均衡发展现状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从商品价格机制、技术进步机制和生产率进步机制角度探讨中国贸易开放影响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具体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就制造业总体而言,贸易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机制和劳动生产率机制来影响行业工资,造成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扩大。(2)具体而言,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中,进出口贸易、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共同作用于行业工资差距;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进口贸易、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是扩大工资差距的动因;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出口贸易是工资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源泉——基于人力资本与能源消费的双重约束

文章以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方法将考虑人力资本与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分解为人力资本、复合物质资本、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四部分,探寻其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对西部大开发前后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费为代表的要素投入和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几乎相等;但在西部大开发以后,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呈现逐年上升的良好趋势。采用绝对收敛方程考察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四类因素的收敛效应,发现中国西部地区出现了显著地经济收敛,而这种结果是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共同结果。采用Tobit模型深入分析了能源投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