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互补性与公司治理趋同

公司治理制度必须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其他制度相互补。这就决定了公司治理本身具有一定的惰性,因此,公司治理趋同只能是相对的,现有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将会长期存在。就一国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公司治理趋同化进程中,不能够不顾与现有制度的适应性而盲目地移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治理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方法论逻辑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而不是仅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结论或某个观点.这就要求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核与逻辑,通过对不同历史观的比较,确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境界,在深刻认识唯物辩证法的内涵的基础上,深刻理解"矛盾分析"的科学性所在.为实现这一过程,就需要从认识论的困境出发,批判指责辩证法是"变戏法"的流行观点.     

生态安全与治理：基于复杂系统理论 嵌入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复杂系统理论整体与适应的研究视角出发,在方法论、核心假设、发展目标三个方面指出了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存在的生态缺憾。在此基础上,借鉴和汲取现代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有用成分,探讨了生态安全长期得不到关注的多重致因,搭建起一个生态安全与动态治理的理论框架。笔者指出,以往的生态治理制度之所以未能发挥效能,主要是单维和静态的治理制度是有适用界域和有限效率的,因此,多维度、动态的、相对完整的生态治理制度框架,为提升生态治理制度持续的治理效率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思路。     

经济制度动态发展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经济制度动态发展理论既是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对二者在经济制度动态发展理论的研究目的、制度发展的动因、制度变革方式以及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制度动态发展理论既存在差异,也有相互融通之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二者科学地结合起来并加以完善,对于我国目前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金融脆弱性、不完全信息、制度变迁与金融风险

本文通过将金融脆弱性、不完全信息以及制度变迁与金融风险的关系纳入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思维框架体系内,揭示了金融风险理论的创始与发展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从"宏观假说"转向寻求"微观基础"、从"静态"转向"动态"的演变路径来进行的.在阐释四者之间内在的逻辑机理的同时,还指出制度金融风险理论与主流金融风险理论必将融和,从而表明转轨经济中的金融风险问题必然成为金融风险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后者将在解释前者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创新与发展的新机遇.     

制度创新与西部发展

一、制度与制度创新 (一)制度的作用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经济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取决于是否具有强有力的资源转换能力,即资源优势--市场优势--经济水平优势.西部的资源优势要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需要有效的市场制度和市场机制的保障.     

资本主义多样性与制度动态演化: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新进展

针对各种"历史的终结"观点所反映的制度趋同论,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制度分析领域出现的"资本主义比较"研究提出了相反的"多样性"观点。这一新兴领域包含了理性选择、历史制度主义等多种思想传统,并在不同思想基础上出现了多种分析方法流派。本文对此理论新进展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讨论该领域各分支学派的理论方法、共识和差异,并展望其在制度动态演化方面的相互融合发展趋势。     

产权制度与财权配置--兼议公司财务治理中的难点与热点问题

文章通过对企业产权的再认识,重新界定了企业财产权属于"他物权"中"用益物权"的一种,是明显与"自物权--所有权"相分离的,公司中的财权在两个层面(自物权和他物权)上均有分布或配置.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财权的静态配置与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种静态的理解,具体表现为财权配置结构和利益关系.它是由两类财务治理主体、多维度的财务治理客体及一系列财务治理中的经济利益关系构成;而"财务治理"则是从动态上看,一方面表现为财权配置中的动态制衡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表现为新的债权人和投资人的加入--融资结构的形成以及对现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和改善.文章第三部分专题讨论了当前在公司财务治理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阐述了笔者关于独立董事、国企财务治理及财务总监制度的若干观点.     

资产专用性视角下的纵向一体化与企业政治行为

资产专用性情况下的企业治理机制选择问题,与我们探讨的交易费用理论的传统观点有所不同,我们认为除了纵向一体化机制可以解决因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敲竹杠"问题之外,企业政治行为也同样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与纵向一体化是一种以效率为导向的事后治理机制有所不同,企业政治行为是一种以战略为导向的事前治理机制,两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权衡的标准取决于两者的成本比较。进一步地,我们考察了不同情境下两者的替代情况。     

垄断石油企业国际竞争力演化的制度创新模式

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比较静态的角度分析制度体系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体现为降低成本、增加效率、提高速度三大机制;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企业竞争力伴随着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过程,包括突破惯例、搜寻优势、重新选择三个阶段.我国垄断石油企业经过30多年的制度变迁,在国际石油市场展示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但不合理的制度体制造成国有石油企业的竞争劣势.因此,国有石油企业需要进行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体系的创新和变迁,从而有效提升企业竞争力,通过打破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交织的制度瓶颈,构建合理的价格体制,培育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的企业文化系统等,从而保持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本文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代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指出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只有在常规机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背景下才能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定位和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呼唤着新的组织治理模式.     

获取动态比较优势的湖南花炮产业发展策略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随着1950年代企业竞争趋向于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等新特点而产生的。在技术内生的情况下,静态比较优势并不是永恒,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演进的,需要通过创新,加强政府监管和规划等措施来促进静态比较优势的初始模式发生转化,从而获得持久的动态比较优势。这对分析湖南花炮行业发展现状,通过利用既有产业优势、规划花炮产业长远发展、获取持久的动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瓶颈”的形成机理、突破路径及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

制度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相适性,若制度发展滞后或超前则会出现制度发展的"瓶颈"问题。以此为起点,本文首先重点研究了制度成本视角下制度瓶颈的形成机理,通过研究制度成本与市场供求竞争性均衡的内在关系,深入探究了"均衡型"与"失衡型"两类制度瓶颈。进一步地从制度内核的角度提出了"调整制度成本或调整制度内核结构——控制供给需求——促进供求竞争均衡"这一突破制度瓶颈的一般路径,最后构建了治理制度瓶颈的"五系统"体系。     

从认知、文化层面深化中国制度改革——基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及发展的视角

继续深化改革,解决已显露出的深层矛盾,需要改革主客体从认知、文化层面加强理解与共识.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新古典经济分析中,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形成了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从静态的制度均衡模型到动态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诺斯所强调制度与文化、学习和认知的联系对我们有很大启示.为了深化改革,解决矛盾.促进经济增长,我们有必要结合这些理论从认知路径依赖、文化模式层面对改革进行深入思考.     

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制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从研究对象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看,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硬核"的基础上,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并进行科学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论日本企业制度与企业伦理

企业制度是在自觉的企业伦理意识下构建企业制度,而企业制度是日本企业伦理的外在担保。在企业制度与企业伦理企业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当日本企业与社会要求相符,企业制度要与企业伦理两者相契合的时候,能促进企业的发展,帮助企业走向一个鼎盛期。     

数字化何以解决基层治理“碎片化”——以N市J镇基层治理四平台为例

基层治理中已存在的“碎片化”现象及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正制约着基层治理效果的提升,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运用TOE分析框架对浙江省N市J镇的四平台案例进行研究后发现：数字化之所以能解决基层治理“碎片化”问题关键就在于技术赋能构建平台;组织机构整合：保证政府整体协同运行;以及制度建设支撑：保障技术、组织“有机融合”。其中的逻辑体现为：技术构建扁平式政府治理结构、增加治理主体和改变组织结构以及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基于此,需要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方面入手,建设平台型政府,提高部门间联动以及推行“数字教育下乡”,以期实现基层治理的整体性效果。     

辩证法与马克思经济学:一个历史的考察

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创了一条辩证法通达现实的道路,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联姻是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回避马克思所得出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结论,将辩证法只作为文化批判的重要武器,远离政治经济实践,使辩证法得到抽象的和片面的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应弘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推进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新的融合。     

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集群互动发展研究

城镇化是产业集群的推进器,有效地促进了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产业集群拓展了城镇化的地域空间,是城镇化产生的根源和城镇化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当前,我国城镇化推进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文化产业也面临换档升级的挑战,在这一境遇下,通过优化城镇空间,加强城镇治理,加快制度创新,提高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效能、运营效能和政策效能,对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集群互动共促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诚信环境、制度依赖度与产业的比较优势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现有文献缺乏非正式制度对不同制度依赖性行业异质性影响的研究.文章主要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利用行业的资产专用性和产品复杂度来衡量制度依赖度,从TFP和出口两方面来衡量比较优势,分析了诚信环境对于产业比较优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诚信环境的改善对于制度依赖性较高行业的比较优势的促进作用更强,并且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控制了正式制度的影响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即除了正式制度外,诚信环境可以独立地发挥保障交易顺利进行的作用.进一步地,我们分析了诚信环境这一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对产业比较优势影响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呈显著的互补性关系,这表明二者对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是相互强化的.因此,随着诚信环境的改善,制度依赖性较高的行业更具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将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