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

如果说国家运动型治理的研究呈现了国家治理的形态和运动型机制的政治逻辑(背后往往暗含着国家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取向和关怀),那么基层运动型治理的研究则鲜活地展现了基层治理的特征和运动型机制的行政逻辑。与国家运动型治理不同,基层运动型治理是一种常规性的行政机制,而非临时的、任意发动的、非常规化的政治机制。在实际运作中,基层运动型治理与官僚体制互相依存、交织运作,应对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实践基层社会治理。基于其行政逻辑,基层运动型治理往往更多地考虑基层政府本身的有效性,而非社会有效性。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精准扶贫嵌入与全面脱贫的基层治理逻辑

全面脱贫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应有之义.在经历了体制改革扶贫和开发式扶贫阶段后,精准扶贫战略成为完成全面脱贫任务的制度保障.精准扶贫战略的制度设计、政策运行契合了当前中国贫困人口结构现状,成为政府主导推动的制度化、组织化反贫困行动.通过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嵌入、扶贫资源对贫困户内生需求的嵌入,以及行政动员与社会动员的互嵌,实现了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准确和国家扶贫意志的贯彻.在运动式贫困治理背景下,精准扶贫形塑出基层组织积极治理和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并重构了县乡村责任共同体,实现了外部扶贫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效结合.在政府组织、资源输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基层组织贫困治理能力,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贫困机制,成为保障全面脱贫稳定实现和贫困群体长远脱贫的基础.     

新乡贤组织的制度设置与治理机制创新

当前,中国乡村利益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乡村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多变,乡村社会矛盾日趋严峻,乡村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新兴治理主体的新乡贤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广泛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新乡贤在化解乡村民众间矛盾、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维护区域稳定等问题上初步显现其重要功能.本文从理论上对新乡贤治理的法治基础、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进行探索和总结,以期为新乡贤组织制度在中国创新乡村治理思路与治理实践中发挥作用提出政策建议.     

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赣南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1991～2001)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赣南版上镇20世纪9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为例,关注群众路线在基层治理中的实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群众路线是矛盾的结合体,行政体系的动员及群众动员,运动式的治理与科层制工作方法都是群众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缺一不可.20世纪90年代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在于,强大的官僚动员能力与薄弱的分类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这最终导致了群众路线无法彻底执行.相对成功的制度建设和并不成功的群众动员,为基层治理转型埋下了伏笔,群众路线的内涵在计划生育转型过程中部分延续了下来.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司治理危机启示

本文基于对全球历次重大的公司治理危机事件的回顾,应用新制度经济学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辩证关系原理,剖析了公司治理制度失效的根源.研究结论表明,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公司治理忽视非正式制度的建设,造成了公司治理制度结构的失衡和控制机制的失效,从而引发道德风险的泛滥和公司治理的根本失败.因此,从内外部治理的双重角度强化伦理治理机制,弥补公司治理制度体系中非正式制度的缺失,是保持公司治理结构稳定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内在要求.     

论公司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

从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逐渐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引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必要性讨论,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探讨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战略和实施情况,以及中国的会计治理机制和发展情况。根据中国现代企业改革过程中公司治理发展的情况,结合现代会计治理机制重点探讨中国股份制公司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我国公司的组织治理与市场治理

21世纪我国GDP的主要生产者,大体上可认为是国有控股公司和市场型运营公司两大主体.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如果将这两大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分别理解或界定为组织治理型和市场治理型,则可认知我国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关系的许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既可以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制衡来理解,也可以围绕市场的外部约束来认识.我国公司的组织治理和市场治理受制于特定的制度环境,联系制度环境来研究这两种治理模式,或许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所帮助.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协同治理体系的思考

本文基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 给出了一个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协同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在于治理体系的创新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重点在于充分发挥政府、 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协同效应不断提高治理效能。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也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还存在短板和不足。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 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必须确立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强化公共卫生的公益属性; 构建政府、 市场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在具体的治理体制机制层面, 需要在 “一案三制” 的基础上进行体系与功能扩展,进一步转变治理理念, 建立完备的重大疫情 “双备份” 监测预警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 形成联席会议机制+开环的协调委员会+功能模块化的应急管理反应机制, 建立完备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律体系, 建立有力的公共卫生应急储备和保障体系, 建立完善的公民应急教育和义务履行体系。     

专题:国家治理

周雪光如果说历史上的"三明治"结构使得皇权对基层社会治理无力,但也因此缓和了国家与社会的直接冲突,那么今天由于官僚体制强有力的中间连接,国家不得不直接面对充满紧张的社会,其合法性基础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如此,官僚体制成为国家治理的一把双刃剑。     

国有企业治理主体的界定:从理论到实践

公司治理主体是与公司所有权相联系的一种客观存在,是公司治理结构有效运行的基础.根据波特的五种竞争力模型和德鲁克的企业目标理论,我们能够得出结论:1＜公司治理主体W＜利益相关者的集合U.从西方国有企业治理主体安排的实践来看,国企治理主体的安排并没有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嵌入"在制度环境当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治理主体的安排必须符合中国国有企业的功能和使命,包括国家、经营者、员工和全体公民在内的所有者共同治理是其现实选择.     

高校智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起点、难点与策略

高校智库服务政府决策，有利于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这也成为高校智库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智库在服务政府决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存在主动服务意识不强、运行体制机制发展滞后、研究成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制度环境支撑不足等问题。高校智库应在形成科学合理发展规划，创新组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协同发展、塑造品牌等方面进行深入改革与创新，为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成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经济治理视角

经济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治理能否现代化,从根本上取决于治理系统适应经济系统的状况,关键在于把握好经济系统质量互变过程中的状态控制,围绕产业升级、动力升级、基础升级控制经济系统状态,围绕体制升级、机制升级、组织升级控制治理系统状态,通过状态控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治理方式,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指令与市场信号双层治理架构,构建以公司治理为基础、以行业治理为补充、中央与地方政府治理统分结合的多核治理机制,改进治理系统适应经济系统的状况和水平.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的系统探讨

依据治理理论,本着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与居民自治组织相结合,变纵向强制型的社区管理为新型横向交叉式的契约型社区管理的原则,使政府、企业、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社区管理与社区建设.为强化社区管理意识,在借鉴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本文从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制度和治理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进行研究.     

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兼论大数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应用逻辑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命题,意义深远重大.然而学术界基于政治、公共管理等视角的文献尽管提供了国家治理方面丰富的经验性解读,但对国家治理行为逻辑的分析尚显不足,忽视了交易费用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本质上,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适应技术进步,克服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不确定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视角,国家治理即是对交易费用的治理,包括信息不对称及其伴生的激励不相容和不确定性.大数据技术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并使得信息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一样的市场要素.大数据技术必将对传统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国家治理制度结构和治理结构带来强烈冲击,为价格机制和行政控制等治理模式提供新的最优边际均衡,并为国家治理提供一个持久良性的制度变迁路径.此外,在国家组织规模等外生因素的约束下,还需注意行政控制与信息共享的边际均衡,警惕数据专制.     

民国时期芍陂治理述论

民国时期芍陂的治理经历了从被动治理到主动治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水政组织、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其中,在制度上进一步规范了芍陂管理的体系,同时又在技术层面对芍陂进行了科学测量以及设计施工,使芍陂水利一度获得新发展,为建国后芍陂水利复兴奠定了基础。     

中国农村扶贫治理机制研究

中国农村扶贫涉及的组织机构膨大,管理层级多,职能条块分割,加大了农村扶贫工作的协调难度与运行成本;现行农村扶贫治理机制中,农村扶贫资金与项目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合一、监督职能缺失,没有形成应有的治理机制制约功能、制衡功能与目标约束功能。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新,通过确立法律制度,完善政策体系,建设保障机制,细化扶贫战略与目标,重组扶贫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形成制度规范下的有效的农村扶贫治理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必须做好相应的路径选择。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互相影响、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动态演化过程,是一个从卡理斯玛权威转向法理权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就要在党的建设、参与主体、政府职能、法制建设以及方式方法等方面寻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