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政府有效购买公共服务的关键要素研究

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公共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我国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存在认识偏差、法律缺位、模式局限、机制缺失等问题,从治理维度审视,要推进我国政府向社会有效购买服务,必须从四大关键要素出发：坚持价值创新理念、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完善主体功能建设、建立三大运行机制,从而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现代化,实现公共治理创新。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企业、政府、社会利益博弈分析指出,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监管,企业与地方政府必然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做出有损于社会的行为.如果中央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策略进行选择,其最佳策略是加大对地方政府,而不是对企业的监管.     

企业数字化的社会责任促进效应:内外双重路径的检验

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深度赋能企业运营管理,增进企业为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创造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是"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方法,探究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 表明:(1)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对股东、员工和社区等责任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考虑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强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弱化盈余管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即企业数字化能够强化企业运营与利益相关方互动的信息透明度和弱化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基于对外信息透明度提升和对内治理优化两种机制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企业创新绩效和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融资支持与创新赋能两种经济效应.(3)环境丰富性与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在非国有产权、有政治关联和市场化程度更低地区的样本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本研究为数字化时代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深度推动数字技术嵌入利益相关方管理和内部治理提供经验启示.     

国际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思考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而失灵的现实,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三方之间的现代治理。现代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适度界入市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产权;另一方面要求政府与社会的界限,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治理,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市场主体，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和解决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实践议题、实践主体、实践范式等方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更进一步地，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为例，深入阐述在特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实践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范式（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以及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等5种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创新，从而为企业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强度与指向：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研究——基于中央科技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变化及其分配对我国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当前学界缺乏对此问题的深入探索。本文主要采用ROST CM 6.0软件对1983—2019年中央科技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总结提炼了此时期内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强度与指向变化。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强度经历了从“波动上升”到“相对稳定”的变化过程；(2)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施政重心经历了从“增强企业活力”到“创新驱动发展”的变化历程，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认知以及需求存在差异，中央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总体认知也在不断深化。(3)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指向发生了明显转移，技术发展实现了从“重引进学习”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转型，制度建设则朝着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方向转变，体现了政府在“瘦身”的同时，为企业创新发展“放水养鱼”。     

公司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构造研究

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主导公司治理的议程设置和评判标准,使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治理变革承受国外博弈和国内转型的双重压力。虽然中国经营传统商事公司的历史颇为久远,但无疑是探索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后来者。中国的公司治理制度框架深受西方范式的影响,既体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初始公司治理法律和政策实践的显著路径依赖,也体现在机制移植与本土制度情境的融合匹配密切相关。中国宜以西方公司治理理论话语的祛魅为起点,以公司治理演变历史的考察为支撑,以中国公司治理本土挑战的剖析为线索,立足本土确立中国公司治理的价值支点,系统推进平衡国外经验和本土实际、推进合规体系建设、厘清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衔接公司治理与证券监管等实践路径,藉此审慎探索公司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构造和表达。     

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作用——基于高层管理者视角

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理论,研究了外部制度因素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采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力和价值观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来自161家上市公司的问卷调查数据和企业文本分析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从外部制度合法性的视角提出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驱动机制,并从企业高管者注意力和价值观的视角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形成的具体路径。结果显示:制度压力能够直接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制度压力的3个维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制度压力通过企业高层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的注意力这一中介变量正向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在此过程中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对制度压力与高层管理者注意力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评述与借鉴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西方发达国家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促进机制。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不再是单独由企业来制定、履行的一种制度安排,而是由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组织、跨国公司等多个主体共同制定、执行、审核的一个综合体系。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从最初的被动、无秩序,逐渐发展成为有一定标准和规则的并被企业、政府及社会组织等普遍接受的社会活动。因此,从以上几个角度理清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发展,对我国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论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提出是企业角色转变的结果。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从“经济人”演变为“社会人”．企业理论也从股东利益至上理论演进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营利性衡平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本人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中规律性的认识，结合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制度的创设发表一些初浅观点。     

中国政府推进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注意力测量

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对推动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选取1978年以来40篇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样本，结合注意力基础观，采用QSR NVivo11分析软件对40篇报告中涉及科技人才的内容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政府对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总体注意力呈波浪式上升，且出现了3个峰值；在科技人才创新创业4个维度中，评价和激励维度的注意力始终保持最高水平，其它3个维度的注意力呈现平稳态势。注意力文本内容分析发现，科技人才流动和吸引方面，政府从指令性计划向市场自由流动转变；选拔和培养方面，由注重科技人才数量增长向培养选拔高层次人才转变；评价和激励方面，由政府主导向以多方协同推进转变；安全和保障方面，由关注科技人才基本保障向注重科技成果保护转变。最后，对进一步优化政府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注意力配置提出建议。     

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深层透视——基于责任博弈失衡的视角

社会责任缺失现象已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行业性、产业链式的责任缺失情况不断出现,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已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本文在界定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概念的基础上,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维度,对六大行业的典型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进行了归类总结,以形成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系统性分析,并深入探讨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特征：隐蔽性和长期性,从众性和常态性,破坏性和不可逆性。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源于不同主体的责任博弈失衡,需要构建多元主体之间的联合监督和共同治理机制来推进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工作。         

中国政府推进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注意力测量——中央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7)文本分析

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对推动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选取1978年以来40篇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样本,结合注意力基础观,采用QSR NVivo11分析软件对40篇报告中涉及科技人才的内容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政府对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总体注意力呈波浪式上升,且出现了3个峰值;在科技人才创新创业4个维度中,评价和激励维度的注意力始终保持最高水平,其它3个维度的注意力呈现平稳态势。注意力文本内容分析发现,科技人才流动和吸引方面,政府从指令性计划向市场自由流动转变;选拔和培养方面,由注重科技人才数量增长向培养选拔高层次人才转变;评价和激励方面,由政府主导向以多方协同推进转变;安全和保障方面,由关注科技人才基本保障向注重科技成果保护转变。最后,对进一步优化政府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注意力配置提出建议。     

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理念下的全球企业治理

目前全球已发布多个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设定为核心发展目标。企业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治理体系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落实“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关键主体，但这一理念表述抽象，难以指导企业的日常实践工作。当前企业人工智能治理也面临成本与收益不匹配、组织架构不完备等问题，阻碍治理目标的实现。“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是推进人工智能各环节活动的一种伦理治理机制，与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密切相关，要求在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活动中形成“政府监管—行业服务—企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网络，以人工智能融合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AI+ESG）理念作为企业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核心，将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有效的实践规则，并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的特征分别采取渐进式或重构式的治理模式，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人工智能治理责任。     

市域社会治理研究的发展脉路及展望——基于2018—2021年CNKI的计量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也是对中国之治的一次创新。文章运用Cite Space文献计量软件分析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脉路与趋势，目前国内有关市域社会治理核心文献研究不足，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但已具有一定数量在该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作者。通过对市域社会治理核心认知的梳理，其热点主题主要涉及基层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与中国之治、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四个方面；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各层级治理主线中，经历“理论创新-顶层设计-实践探索-地方立法”的演变脉路，折射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治理逻辑。从研究趋势来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挖掘“治理节点”，依托敏捷治理、治理体系优化和构建为手段驱动治理效能整体提升的研究将成为今后研究热点。     

生态产业链治理模式研究——国内外治理比较分析

分析了生态产业链治理框架,指出生态产业链治理需要企业-市场机制、政府-政策机制、社会组织-社会机制的共同作用。在对比分析国内外生态产业链治理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型3种治理模式,并系统分析了3种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最后结合我国生态产业链运行实践,指出了我国生态产业链治理模式的演变路径,即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共同治理模式。     

浅谈社会治理职能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政府社会管理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在改革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当然,目前我国的政府的社会治理和管理职能还不能满足我国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由目前的国内环境分析,只有不间断的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稳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现代化,以人为核心,不断促进我国经济、 政治、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够有效的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里面的职能.     

生态产业链治理模式研究

分析了生态产业链治理框架,指出生态产业链治理需要企业－市场机制、政府－政策机制、社会组织－社会机制的共同作用。在对比分析国内外生态产业链治理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型3种治理模式,并系统分析了3种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最后结合我国生态产业链运行实践,指出了我国生态产业链治理模式的演变路径,即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共同治理模式。     

产业集群治理:一个基于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的视角

治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国际、国家、社区的不同领域的管理,治理的形式一般有企业治理、区域治理等。产业集群治理的提出与多重背景有关: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产业集群系统的复杂性和产业集群组织失灵的存在。产业集群治理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主要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治理来进行,而内部治理主要是网络治理。在治理结构中,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文章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集群治理结构的关系,并以浙江产业集群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探求产业集群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优化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本文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和治理结构的理论分析,发现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受到其治理结构的影响,完善的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企业社会责任得到更好的履行.进而从强化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结合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通过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来优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建议,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