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

母国制度环境正逐渐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论文运用2003~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从母国制度环境视角考察制度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的教育扶持、科技扶持、金融支持、政策开放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未能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力地促进了该区域企业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在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方面仍有待改善。     

母国措施及其国际模式构建探析

母国措施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特别是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对母国措施的种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建议如何在将来的国际投资协议中规范母国措施，保证发达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母国措施的政策主张落实为实际的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吸引外来投资，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     

外向型FDI能促进母国的对外贸易吗?——基于69个国家和地区样本的GMM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诸多方面有正面的影响。文章选取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28个发达国家和地区2002-2011年的观测样本,实证考察外向型FDI对母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不管是在发达国家样本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样本,在控制了外向型FDI的内生性之后,外向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对母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没有显著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际技术溢出研究的新论题。本文在总览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模型,并利用10个典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对技术领先国家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其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国内研发所代表的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影响;印度和俄罗斯对技术领先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对其技术进步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作用甚微;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中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其技术进步的作用较小,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表现出抑制作用。     

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会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银企关联和政府补贴可以缓解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企业规模越小、成立时间越短、债务水平和税负水平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越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总部所在省份GDP较高时,其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文章拓展了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更有效地发挥母国税收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以及增强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母国制度因素文献研究

文章梳理了近年来从母国制度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国内外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发现在中国企业OFDI(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母国制度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它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直接决定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OFDI与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对价值链升级的理论模型,使用2000-2016 年的国别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实证研究了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机制主要有专业分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自身价值链地位。中国对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和中国- 中亚- 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专业分工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对中蒙俄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     

地区制度发展的动态变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母国制度环境对于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以往的文献多关注于制度发展的水平,而忽视了制度发展的动态特征,即基于制度理论和信号理论,文章探讨和分析了中国各地区制度发展的三个特征,即速度、节奏和同步性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03~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制度发展的速度越慢、越不规律、越不同步,企业越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开展国际化经营。同时,业绩压力和模仿同构压力调节了制度变化特征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存在双重强化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预期面临制度约束时,非国有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意愿更强,企业也更倾向于进入制度环境相对优良的国家和地区。文章的研究深化了对制度构成及其维度的理解,进一步丰富了制度理论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理论,对加强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The impact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domestic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vers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on Chinese firms. Combining a uniquely merged database of Chinese firm-level OFDI and patent data and applying the Propensity-Score-Method-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SM-DID) methodology, we find a positive causal effect of OFDI on invention patent applications. Some estimations of heterogeneous effects show that OFDI promotes invention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but has mute impact on state-owned and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With respect to OFDI host countries, OFDI toward developed countries is more effective for promoting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a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ee potential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OFDI are empirically tested: direct technology purchases, access to high-tech inputs,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personnel. Lastly,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raised for China’s “Going Out” strategy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en by innovation.     

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对内部冲突中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以国际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与跨国企业的影响。从理论上看,国际投资可能会引发冲突,也可能会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但研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内部冲突影响的实证文献几乎没有。作者基于2004—2016年中国对115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OFDI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有助于增加民众参与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以上发现体现出中国投资对东道国内部稳定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实证——与出口的比较分析

与大规模的出口和FDI的吸收相比,中国OFDI还处于较低水平。文章基于企业对外出口与直接投资的模型分析,考察东道国生产的固定成本、工资水平、市场规模以及跨国间贸易成本和企业生产率等多种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中国与29个国家(地区)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些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要实现对外特别是对发达国家较大规模的直接投资,还尚待时日,企业应该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推进生产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生产结构等方面做出努力,政府需要在构建与东道国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方面对企业走出去加以支持。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Impact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It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on its economic growth. By using a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set and applying fixed‐effect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techniques,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OFDI from provincial firms and OFDI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na's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The positive impact of OFDI on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may be the result of reverse knowledge spillovers from OFDI to the home provincial economy through demonstration and imitation, labor movement, and backward and forward industrial linkages, thus increasing the productivity and the efficiency of home firms and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he home economy.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

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和双边投资协定无序发展的背景下,便利化建设能否有效驱动海外投资增长已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有关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仅集中于一元规模分析,尚未展开二元边际的结构性讨论。为此,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详细考察了东道国便利化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且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周期十分敏感,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有助于中国资本"走出去"。同时,与能源行业相比,便利化建设更有利于推动运输和房地产行业投资扩展边际的提高。另外,东道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中国投资政策导向的差别也将产生异质化作用,非低收入经济体和政策导向国推进便利化建设对投资扩展边际增长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第三,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便捷的营商环境、透明的政策环境与健全的金融服务是提高投资扩展边际的关键所在。文章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便利化发展角度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揭示了便利化建设将在推动全球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市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2003-2018年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文章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密集度的影响,并通过PSM-DID方法和证伪检验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对货币互换政策的金融市场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OFDI规模与密集度均有显著积极影响;预期汇率风险是货币互换协议促进我国OFDI的重要影响机制,中介传导而非调节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而利率市场的影响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进一步推动国家间金融领域深化合作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国际R&D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08年中国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3条渠道传递的国际R&D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无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却显著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利用3条渠道的国际R&D溢出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Business group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capital goods trade: The import behavior of Japanese affiliates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within business groups on capital goods trade by taking into account potential simultaneous effects of business group t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e posit that (1) foreign affiliates of business group firms have a greater propensity to import capital goods from the home country, increasing home country exports; (2) if the establishment of overseas affiliates by business group firms attrac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their capital goods suppliers, business group ties are localized and the ‘trade creating’ impact of business group ties may disappear or even be reversed. Empirical analysis of capital goods imports by 1790 manufacturing affiliates operated abroad by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combined with information on linkages with machinery suppliers withi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business groups, provides broad support for these predict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t may be incorrect to infer from the absence of a sim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group ties and trade that such ties are unimportant; instead, intra-group ties may be replicated abroad throug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