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制度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从政治因素视角出发,以2006～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199起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企业性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提高了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可能性;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研究结论将对中国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更为恰当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以及积极应对制度风险、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制度门槛、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世界73个经济体2000~2008年数据和动态门限,将制度质量作为经济发展对OFDI影响的门槛并结合金融因素探究对外投资特征,有效补充了IDP理论的适用性。主要结论:(1)制度质量对OFDI的促进存在双门槛作用;(2)经济发展水平对OFDI的促进产生非线性影响,政府促使本国对外投资产生跨越式发展;(3)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对外投资,但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机理不同;(4)制度质量与金融发展的相互作用对发达新兴经济体产生负向影响,对发达经济体产生正向影响。制度质量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对发达经济体产生正向影响,但对新兴经济体影响更显著。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母国制度因素文献研究

文章梳理了近年来从母国制度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国内外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发现在中国企业OFDI(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母国制度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它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直接决定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分析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正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由于独特的历史及制度特征和转型经济特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表现出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特点,也使得相关的理论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缺乏有力的解释。本文在梳理经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提出了一个四象限的分析框架,指出了传统理论的局限性,并吸收传统理论中的部分成果,结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进行理论扩展。我们的主要结论是,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仅是其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国际化学习和成长的内在需要,而且也是相关企业与国内外制度环境互动的结果。     

对外直接投资与境内生存扩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生存时间较短这一现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面板数据,综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生存分析模型,刻画对外直接投资(OFDI)行为对企业在境内生存的影响效应。通过检验发现,OFDI行为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的生存时间,而且投资次数与企业的退出风险呈现"正U型"关系;投资于发达国家和技术研发型OFDI的风险抑制作用更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OFDI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出口密集度和利润率进而降低企业的退出风险,其中利润率机制滞后且占主导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OFDI对企业退出风险的抑制作用受异质性企业特征和行业调节。文章揭示了投资开放的新作用,即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扩延企业生存时间,丰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文章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特点及其成因出发,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环境因素。文章在对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欧美发达国家、韩国及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典型案例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环境。因此,必须准确定位投资类型,加强事前研究并接受适当的前期辅导,以便进行风险预判,防范可能遭遇的投资风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绩效研究——基于PSM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新兴经济体中国为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系统地评估2006~2010年中国企业OFDI对其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异质性OF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OFDI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生产效率,且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异质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距离对母国投资企业绩效有很大的影响。文章为客观评估新兴经济体OFDI的成效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对异质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策略,以提升OFDI微观绩效。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及其特征

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微观层面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中主动性较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形成过程，其变迁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前中国亟需建立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     

中国企业国际化路径演变模式实证分析

将中国企业的出口区位分布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进行比较发现:在中国出口聚集的地区同样是对外直接投资聚集的地方,也即出现了企业出口与投资的“区位聚集”现象。本文经过实证分析,证明了中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导向性和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U-M)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适用性。     

不确定性、企业出口与直接投资的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理论和证据

文章主要探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国外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与直接投资选择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东道国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越大,企业从出口转换为直接投资的时间越长。基于此,文章用中国企业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论为:第一,在目的国出口经验越长,企业在该国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越大的国家,企业直接投资之前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第三,在制度不确定性越大的国家,制度依赖密集型企业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此外,进口经验也提升了企业在进口国直接投资的概率。第四,将加工贸易作为"安慰剂"和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作为"拟自然实验"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发现,出口经验的影响机制确实存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降低了东道国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缩短了企业直接投资之前的出口时间。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解读

本文首先从国际商务和国际经济学两个角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概述;然后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际,从资源论、产业组织论、制度论的角度进行了理论探索以及实证经验的总结。文章发现现阶段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没有明显的资源优势;产业环境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有重要影响,能部分地解释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行为;制度因素是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     

利润率对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11)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使用Probit模型检验了资产利润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资产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在将OFDI样本按照投资动因分类检验时发现,利润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技术研发类OFDI,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商贸服务类、当地生产类和资源开发类OFDI。在将OFDI按照不同的投资目的国分类检验时发现,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利润率对投向发达国家的OFDI决策影响不显著。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探讨了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东道国;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战略资产充裕的发达国家,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在能源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负向影响减弱,即能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对中国OFDI的阻碍作用。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源动力——基于贸易效应的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被认为是战后成功增长经济的主要因素。伴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当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仅关系到贸易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更关系到中国企业能否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际化发展的目标。中国企业要想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上求得一席之地,必须积极投身于对外直接投资。本文运用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效应即贸易创造效应、贸易替代效应、贸易扩张效应来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源动力,进而得出利用这样的源动力来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对外直接投资扩张对家族企业“去家族化”治理的影响研究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鼓励下,作为民营经济重要主体的家族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面对不断增加的跨国经营复杂性,家族企业如何调整家族治理结构显得非常关键。文章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2008—2020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探究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规模和广度对“去家族化”治理的影响,并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过程的速度和节奏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规模与广度加大都能促进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维度发生“去家族化”治理;对外直接投资扩张速度增强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规模和广度对所有权“去家族化”治理之间的正向关系,而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节奏并不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不同经济体和二代涉入这两种独特情境所产生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扩张对“去家族化”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与非发达经济体中没有显著差异,而二代涉入则削弱对外直接投资扩张对所有权“去家族化”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家族企业发生“去家族化”治理后的资源变化情况,发现“去家族化”后家族企业的财务资源和管理资源有所增加。     

新兴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近10年来,新兴经济体已占据全球引进外资的半壁江山。同时,新兴经济体正崛起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兴力量;新兴经济体所拥有的主权财富基金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新的资金来源,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也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大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可能。     

制度环境、OFDI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空间视角分析

文章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利用OP方法核算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和省域TFP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国制度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企业和省域TFP,向OECD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TFP的提升作用优于非OECD国家,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效果要优于其他;但在空间相关性上,省域TFP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即TFP较强的省份对周围省份的TFP产生负向影响;母国制度环境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TFP;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TFP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无法提升国有企业的T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