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高管认知能力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数字化改造已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最重要路径,现有研究加深了社会和企业家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但是尚未有学者关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文章以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类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专业化发展的中介效应和高管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现阶段大多数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尚未达到投资效率最大值对应的数字化转型深度,说明“倒U”型的右侧负效应主要来自少数极端值。专业化发展在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之间承担了显著的中介角色,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发展,专业化发展与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高管认知能力对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关系存在调节效应,但主要发生在二者正相关阶段,高管认知能力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正影响越强。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仅存在主动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被动实施数字化转型无法改善企业投资效率。     

互联网发展与创新绩效:三维理论框架和异质性验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因此探讨中国互联网发展能否有效提升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构建了互联网发展影响创新绩效的三维理论框架，同时从"质量-数量"二分视角，采用2011-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借助面板个体效应模型对二者相关关系予以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互联网通过去壁垒、去中心、去中介，从要素、组织、生产范式三个维度分别经由要素重组、组织变革和供需迭代促进了创新绩效。（2）在全国层面，互联网发展和创新质量间存在U型关系，而互联网发展与创新数量间则表现为倒U型关系，且拐点值存在明显差异。（3）在分区域层面，东中西部互联网发展与创新质量间分别呈现出U型、U型、倒U型关系，与创新数量则均表现为倒U型关系。（4）由于不同省份2016年互联网发展水平分布在拟合线拐点两侧的位置不同，各省份未来政策着力点有所差异。（5）数据驱动、生态网络、用户主导分别与互联网发展深度复合影响了创新绩效，但在显著度上存在差异。综上，应从互联网建设、推广与应用，研判区域异质性，发挥调节变量的正向效应三方面重点突破，最大化互联网创新绩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的“倒U型”关系：兼议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2014～2020年OECD-DSTRI数据库、OECD-STRI数据库、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由适度阶段上升到过度阶段，其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由促进效应转变为抑制效应，且这一关系具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Chow检验结果表明，该“倒U型”关系的拐点值为0.4986,其促进效应主要作用于90.52%的企业，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现阶段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处于“适度区间”,表现为对企业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因企业所有制、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能够强化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还能进一步缓解数字服务贸易过度开放产生的不利影响。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有序开放的同时应积极防范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重视强化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创新高...     

企业数字化转型、容错机制与研发创新

对企业创新失败的容忍是激励管理层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视角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管理层因创新失败导致的薪酬降低和职业生涯风险，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对管理层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容错机制”激励企业创新这一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差、高管持股数量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创新产出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增加，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本研究丰富了管理层创新激励的相关文献，为如何提高管理层的创新积极性以及高质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高科技企业OFDI速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视角

文章采用2008-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依据海外子公司投资动机计算企业基于深度和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并此基础上以投资速度对企业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研究为中心,实证检验吸收能力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无论是基于深度还是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均呈现倒U型关系;（2）吸收能力对企业OFDI速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3）从投资地区异质性看,高吸收能力的企业无论在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可通过快速技术寻求型投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但低吸收能力的企业更适合以较低的投资速度进行技术寻求;另外,在发达国家的OFDI尤其可以帮助企业提升颠覆式创新绩效。     

数字化创新准备、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创新已成为企业提质增效和培育新动能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创新准备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数字化创新准备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动态能力在数字化创新准备与数字化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机械式工作单位结构相比，数字化创新准备在有机式工作单位结构中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动态能力，并且动态能力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正向作用也会得到增强，从而能够强化动态能力在数字化创新准备与企业数字化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其形成机理检验

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水平对于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中国A股2008—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代理问题和内部控制在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国有企业创新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且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代理问题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商业类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可以有效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水平。     

知识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打开知识异质性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黑箱”，文章选取知识密集型团队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将知识异质性划分为不同维度，力图从领域异质性、过程异质性和情境异质性阐释数智时代知识不同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引入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探究其对知识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领域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呈现“倒U”型；过程异质性以及情境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负相关；社会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知识密集型企业进行知识管理、提高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借鉴。     

新发展格局下管理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增长——基于战略激进度和金融错配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动态能力和资源配置理论，构建主效应和边界机制的双重固定效应验证模型，实证检验管理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管理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在进行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以及动态面板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管理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受到企业战略激进度的正向调节及金融错配的负向调节；企业竞争优势在管理创新与可持续增长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非国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管理创新促进可持续增长作用更显著，管理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区域异质性效应。     

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

数字化赋予了国民经济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动能。文章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综合MD&A部分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无形资产数据等多个数据集以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刻画质量,实证考察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具有"增量提质"的双重效应,并且该结论在创新性地采用清朝城墙数据作为历史工具变量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高和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当地环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该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缓解了(环境)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文章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实现数字化与"双碳"目标的"共赢"提供了重要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视角

数字化转型作为目前企业创新改革的关键突破点,必然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审计费用之间呈倒“U”形趋势。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内部控制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倒“U”形关系在非“四大”审计和制造业企业中效果更加显著,对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金融发展、企业国际化形式与贸易收支

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本文从微观层面重新解读了金融发展与贸易收支的关系,结论认为金融发展对贸易收支具有非线性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发展将会降低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促进出口企业的数量增加,从而改善贸易收支;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发展将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固定成本,促进企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从而恶化贸易收支。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贸易收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曲线;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其倒U型曲线拐点所对应的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本文通过跨国、跨行业数据对上述理论命题进行验证,发现结论稳健。     

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省域环境成本最优规划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选取2005-2014年各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交通设施条件,居民素质程度、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与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遗传距离对跨国并购后的企业创新有影响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数据,检验了国家间遗传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遗传距离通过影响并购企业获得的新知识规模和并购后的知识整合过程,使不同企业并购后的创新水平出现差异。对中国企业而言,遗传距离与企业并购后的创新水平存在"倒U型"关系,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变动存在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动态研究发现,遗传距离对并购后的企业创新影响随时间的推移有减弱趋势,并在并购发生后的3至4年消失。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应尽量选择与中国的遗传距离关系在"倒U型"顶点附近的国家的企业,并注意增加对有较大遗传距离的欧美等国的垂直传递遗传特征的认识,尽可能降低因遗传距离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     

地方政府举债何以影响城市创新

本文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我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随着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动态发展特征。此外,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时空异质性特征,2006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强;东部地区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弱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并无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改善城市投资环境、促进城市投资集聚以及提高政府科技支出比重、强化政府创新职能两种机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地方政府举债的投资集聚效应是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此外,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随着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研究——基于不同规模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就业问题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上市公司一直是促进全国就业的中坚力量。为探究不同规模上市公司对就业贡献率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企业规模对于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企业规模与就业贡献率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企业规模与就业贡献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对于就业贡献率的影响存在一个由促进作用转化为抑制作用的拐点。经过这一拐点之后，随着上市公司企业规模的增加，就业贡献率会随之减少。在进一步考虑企业异质性之后，本文发现，对于高技术水平的上市公司，企业规模与就业贡献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存在，高技术水平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与就业贡献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组织二元性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探究了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以及冗余资源的权变影响，并以2009-2015年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具有"拐点效应"，呈正"U"型，利用式创新促进了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双元性创新的互补性降低了企业竞争地位，而平衡性则对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财务冗余强化了双元性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促进作用，并能缓解利用式创新的负效应；人力资源冗余弱化了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积极效应，但对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统计结果在基于勒纳指数年度行业排名的面板排序模型和一阶差分模型中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探索式创新与双元性创新互补性的积极作用具有"时滞效应"，利用式创新及双元性创新平衡性之积极影响存在差异化的效应周期。     

创新资源集聚、技术创新成果与企业成长——基于我国上市IT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Eviews 6.0软件,以沪深49家IT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创新资源集聚、技术创新成果产出、企业成长三者的内在关联,并对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数达到促进技术创新成果产出的门槛值以后,其与技术创新成果产出之间会呈现显著正向关系,与企业成长之间仅存在边际意义上的U型关系;产学研合作和企业成长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但与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产出也只存在边际意义上的U型关系;研发支出与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产出和企业成长均只存在边际意义上的U型关系;技术创新成果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显著U型关系;产权属性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影响,家族企业较非家族企业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