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强度、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东、中部地区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倒U型"非线性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显著"U型"非线性关系;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影响,东部地区环境壁垒已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快形成产业准入的环境壁垒,淘汰落后高耗能产业,增加具有"节能倾向"的研发投入,"东缓西快"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由"褐色"向"绿色"转变。     

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而对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作用。同时,环境规制间接促使企业改善环境质量、树立"环境责任"的良好形象,赢得声誉价值。本文基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使用1997-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关系,但东部和中部地区则分别呈现倒"U"和"U"型关系,西部地区在立法层面虽具"U"型特征,却因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导致环境规制在执行过程中失效。此外,规制工具还可通过限制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与资源的消耗间接促进经济绩效的提升。     

金融集聚、融资结构与融资比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金融集聚也出现区域梯度差异。基于我国31个省区市1990-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金融集聚与融资结构、融资方式的关系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从全国来看,金融集聚对融资结构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分区域来看,在东部地区为正效应但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则显著负相关。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区域来看,金融集聚对融资比重均是正效应,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创新点在于,阐述了金融集聚、融资结构与融资比重三者的关系,即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融资结构,而融资结构促进金融集聚,金融集聚影响融资比重。     

金融集聚、人力资本与房价——基于PanelVAR模型

现有研究认为,中国大陆的银行信贷对房价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但作为拥有众多金融机构的大国,信贷业务的发生与否不应存在"地域歧视"。故而这种区域异质性应来源于信贷业务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业务本身的交易成本,而这两者又直接受到人力资本和金融集聚水平的影响。使用中国大陆1998—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地区金融集聚、人力资本和房价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动态联系;中部地区除人力资本冲击能显著提高房价和金融集聚外,其余的互动关系不显著或者为负;西部地区除房价冲击对人力资本和金融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外,其余的互动关系显著为正。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基于空间Durbin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取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工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Durbin面板模型探索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关系。实证结果发现:(1)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各地区样本,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减缓地区经济增速已经成为工业化推进中不可逾越的发展路径。(2)环境规制竞争对本地经济增长效应表现为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则具有负向增长效应,而西部地区增长效应不显著。这既为探索共生型环境经济政策,又为制定差别化环境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经济增长目标、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产能利用率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同时扮演着环境规制实际执行者以及工业产能过剩治理实际落实者的角色。在央地政府之间信息非对称且目标非一致性情形下,地方政府行为、动机与激励不但受到官员行政绩效考核制度与官员特征的影响,而且受到地方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财政收支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5年全国30省数据构建静态面板模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目标、环境规制及二者交互项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明显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工业产能利用率影响随规制工具类型与地区而不同;全国与东部地区费用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工业产能利用率;西部地区仅有环境处罚有助于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经济增长目标与费用型环境规制交互项抑制了工业产能利用率,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处罚交互项降低了工业产能利用率,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规制相互作用不显著。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就业效应——基于省际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利用2000～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则存在负向影响;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区域间则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真的成立吗——基于空间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同时从环境治理效果和环境治理成本角度选取指标刻画环境规制水平,综合考虑变量内生性和空间溢出性问题,以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VAR模型分别对全国整体以及东中西区域环境规制、FDI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就全国整体而言,环境规制与FDI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污染避难所假说"是成立的,并且相邻地区间环境规制行为存在明显的"逐底效应";环境规制效果在我国不同区域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在西部地区"污染避难所假说"显著成立,在东部地区却支持"污染光环假说"。     

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区域生态效率指标，实证检验环境规制、财政分权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效果具有空间异质性，在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较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产生明显的财政分权门槛效应，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时，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尤为显著。上述结论对地方政府完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财政分权制度设计，实现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与区域生态效率的良性互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技术创新、 资本深化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环境规制视角,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技术创新、 资本深化与制造业竞争力的内生关系,并利用分行业数据进一步检验不同污染密集度下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有何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整体来看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波特假说"得到验证.分行业回归结果显示,重度污染行业的多数变量对技术创新表现负向影响、 缺乏内在创新动力,中度污染行业则明显存在资本过度深化问题.由于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表现差异化的影响,整体、 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呈现U型特征,而重度污染行业则表现为倒U型特征.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出口贸易的动态关系——基于我国污染密集产业的动态面板数据

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均会影响某地区的比较优势,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来说。文章建立产业环境污染指数来定义污染密集型产业,同时建立环境规制强度评价体系来计算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以HOV模型为基础建立动态面板方程,对我国污染最为密集的四个行业的环境规制和出口贸易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出口量和环境规制程度之间呈现出"U"型的关系,而且在现有经济水平下大多数制造业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仍不利于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农村三产融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赋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通过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农村三产融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农村三产融合对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具有显著驱动作用，并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异质性分布格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农村三产融合驱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3.47%；相比于专业化集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中介效应更显著；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介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按中介效应占比由大到小对四大地区排序的结果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因此，政府部门可通过实施数字化转型、打造平台模式驱动农村三产融合；行业协会可通过创建示范区、构建全国性平台、构筑示范项目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供支持；东部地区政府和生产性服务业应发挥辐射作用，带动西部、中部及东北地区全面实现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制度和环境政策影响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出口贸易吗——基于出口深度和广度的视角

本文将出口贸易分解为贸易深度和广度,以中国太阳能行业和风能行业为研究对象,使用1996—2013年中国出口到48个贸易对象国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进出口国环境规制、中国可再生能源研发支出以及进出口国的制度质量对中国太阳能行业和风能行业出口深度和广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研发支出只对太阳能行业的出口深度有显著影响;进出口国环境规制对太阳能行业和风能行业出口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分别呈倒U型和U型,且出口国环境规制对二者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大于进口国环境规制;对于非OECD国家,进口国环境规制对太阳能行业和风能行业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分别为U型和倒U型;进口国的制度质量对太阳能行业和风能行业出口深度和广度的影响方向基本相同,中国的制度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我国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FDI的区位因素分析

本文依据我国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FDI区位选择的六大影响因素建立模型,基于我国东部区域、中西部区域共14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素质人力资本供给和产业集聚因素对东部区域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有显著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信息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因素对中西部区域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有显著影响。为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的进入,东部区域应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培养更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后备人才;中西部区域应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和努力提高信息化水平,并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环境规制对物流业效率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对于物流效率的影响，本文选取2005-2011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DEA方法对我国各省市物流效率进行了测量，分析物流效率的影响因素，建立Tobit回归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于物流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物流效率存在倒U 型的函数关系；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和物流效率存在一次线性关系；而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物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成果可为各地区政府差异性地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提供借鉴。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其地区增长效应——来自地级市以上城市面板的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的经验数据,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试图识别出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其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自2003年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不再是全局性问题,而是局部性问题。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相邻性地区,还是经济意义上的相邻性地区,唯有中部地区城际政府间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证据显著,其他地区则表现出不同的竞争类型。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城际政府环境规制为"差异化竞争";西部地区则没有明显的环境规制竞争策略。与此同时,政府环境规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方向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则为负增长效应;西部地区表现为不显著的增长效应。这些研究既为创新各级政府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提供改进空间,又为推进环境政策差别化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我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成功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也在不断加强,各地政府在环境治理上愈发重视。本文以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成本和对外开放程度为控制变量,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其关系,实证研究各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在东部和西部不具显著影响,在中部具有显著的负影响。最后针对不同地区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