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家庭收入结构、金融资产配置与消费

文章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与金融资产结构,认为我国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储蓄率高以及财产性收入较低。实证结果发现：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家庭,非财产性收入均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原因是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较低。为提高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并扩大消费需求,认为要在增加居民财富积累的同时,让居民拥有多元化的投资与金融理财工具,优化风险性金融资产供给结构,规范金融市场发展,从而为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提供稳定收益率。     

陕西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研究

文章首先概述了陕西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效果及存在问题，分析了制约陕西省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提出增加陕西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夯实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扩大财产性收入群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确保农民获取财产性收益；着力培育居民理财意识，提高居民理财水平。     

宁波市居民收入差距演变趋势分析

近年来,宁波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加快,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良好态势。但是城镇居民内部、国民经济各行业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已成为拉开居民收入差距的症结所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三农”扶持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措施,将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波动的福利分析——基于异质居民户的数值模拟

文章在Lucas(1987)模型中引入习惯形成,并将其拓展成含收入变量的形式,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农村五等份收入户的收入数据进行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收入增长比收入平稳更为重要。当风险偏好不变时,两类福利成本的比值随习惯强度变化的轨迹呈倒U型;习惯形成不变时,两类福利成本的比值随着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大而递减。在不考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时,促进收入增长能为低收入户带来相对较多的经济福利;不考虑收入增长的福利效应时,收入波动加剧会给低收入户带来相对较多的福利成本。因此,当务之急是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应该兼顾收入波动给低收入群体造成的消极影响。     

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与解决途径

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在近些年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量依然很小,且其来源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章指出,应采取积极措施拓展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提高其财产性收入。这不仅能够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对于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也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财产性收入分配问题的初步思考

作为居民人均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财产性收入”拥有很丰富的理论内涵，本文在国内理论界对“财产性收入”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界定“财产性收入”的概念，指出财产性收入就是财产的衍生收益，是进一步通过财产权来获得的收入；同时这里的“财产”与“财富”还有差别，即只有物和财富资本化之后才是财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其财产性收入的制度变迁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正>一、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简要介绍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在学界广泛讨论,引发热议。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经济进一步增长很容易受到原有发展模式的制约而陷入停滞徘徊期,人均GDP难以突破1.1万美元的上限的一种现象。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在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会很快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     

财产性收入对中国贫富差距的影响

财产性收入在统计学中是指居民的私有资金以储蓄、借贷、入股等方式所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收入，以居民的私有财产如私有住宅等以出租、租赁等方式所取得的租金收入。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在对财产性收入进行分析时，把财产性收入划分为两个部分，即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以及实物资产所产生的租金收入。     

妇女教育对农户收入与收入差距的影响:山西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山西省947个农户微观数据,针对男女劳动力的教育对农户收入和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测算。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平均来说,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多接受一年的教育能够使家庭收入分别提高14.1%和16.3%;不同收入组人群教育的边际收益亦不同,女性劳动力教育的边际收益在中高收入组高于低收入组,而男性劳动力教育的边际收益情况则相反,说明女性劳动力的教育回报差异是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分析

文章运用CHNS数据库,从收入流动性视角,通过反事实计量和数值模拟方法,从众多影响因素中分解出城镇化因子对收入流动性的净效应,进而研究城镇化对我国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虽存在较高收入流动性,但底层居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并不大,且阶层联动结果证实了农村收入分布存在极化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化效应引起的农村收入流动性并不高,主要是引起相邻收入阶层之间经济地位转换;同时,从城镇化导致的阶层联动看,既有促进较高收入阶层和较低收入阶层向两极分化的作用,又有抑制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变小的作用。总体表明,城镇化对农村中等收入以上阶层经济地位提高更有利。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基于增长收敛模型的识别方法

本文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一种量化识别方法并检验了该概念的存在性。在增长收敛模型中,本文运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β条件收敛在全球范围内显著成立。分位数回归进一步揭示,收敛系数与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经济增速的提升呈现递减态势,"自持"增长效应明显。通过计算实际增速与模型预测增速的残差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识别,证实其存在性并发现中低收入国家更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提出的识别方法可以有效排除短期波动与小型冲击的影响,并充分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速的异质性,识别结果也与经验事实高度相符。     

数字经济发展、阶层向上流动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从收入阶层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截至2018年，我国仍有68.67%的家庭处于低收入阶层，“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缓慢；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三，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理财参与和就业水平提升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并且与城镇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相比，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中更强。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据。     

家庭收入流动性分解测度、税收负担及制度改革效应分析——基于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是动态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标，主要被用来考察社会个体收入分布的机会均等程度及时间路径。本文探索税收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和制度改革效应，从福利主义视角将总收入流动性分解为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两个指标，利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两阶段法，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了个税负担、税改带来的减税规模、地区和收入阶层差异对三类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总流动性、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三者对家庭个税负担的反应程度依次降低；个税制度改革前后的减税规模对交换流动性的影响大于结构流动性，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和收入阶层之间的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和高收入阶层的总收入流动性受到减税规模的正向冲击最大，而西部地区和低收入阶层的减税规模对总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较小或者甚微。此外，个税免征额比重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工资额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免征额有利于增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而低收入家庭却与之相反；每个家庭挣工资人数的差异也会导致个税负担对收入流动性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有鉴于此，结合个体、家庭、地区和收入阶层的特征设置富有弹性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     

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研究 --以天津为案例从人口特征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

近几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关于导致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的讨论成为了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重点。本文以天津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2004年3000户最新调查资料为样本，采用二种方法考察了城镇居民各人口特征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结果表明：职业及职务、教育程度和行业是当前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三大主要因素，三者合计解释了城镇居民总收入差距的40％以上。其中，职业及职务特征超过了行业，跃居成为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首要因素；教育程度的影响排在第二位；行业特征退居第三位。为此，调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控制两端，扩大中间”，即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控制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过快增长，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形成一个一个菱形的收入分配结构体系。     

自由贸易抑或贸易保护——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再考察

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议也变得空前激烈。国际贸易是否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国际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领域颇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而在当下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贸易理论对贸易合理性的探究尽管触及了经济增长问题,但在贸易静态收益理论的框架下,国际贸易究竟是否会促进一国经济增长,既取决于各个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究竟偏向于出口部门还是进口部门,也取决于各种贸易政策对各个部门的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的影响。本文对现有针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所做的实证研究作了系统回顾和分析总结,明确指出了目前各种看似矛盾的实证证据背后的理论和技术根源。在此基础上,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和GMM动态面板回归技术,对1960～2006年期间全球各国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组别分别就其贸易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文章发现,上述实证研究证明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但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而言则存在差异,同时进口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表现也存在差异性。总体来看,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贸易占GDP比重与GDP增速之间的关系最强,进出口均有较强带动作用;高收入国家贸易占GDP比重与GDP增速之间关系较弱,进口的作用甚至大于出口;低收入国家贸易占GDP比重与GDP增速之间的关系最弱,进口甚至有抑制作用。     

城区居民家庭贫富差距拉大不容忽视──对衡阳市城区居民家庭收支情况的调查

贫富差距过大，势必给社会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如何消除或减少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因素，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们对衡阳市城区居民家庭收支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发现城区居民家庭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消费之间的差距明显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一、城区居民贫富差距状况1996年衡阳市城区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4215元，比上年略有增长，但行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增长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相当一部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从我们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消费上…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三产融合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以贵州为例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研究农村三产融合对于提高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意义重大。以贵州为例,首先探讨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现状,其次分析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机制,最后提出推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提高对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扶持力度、引导农业观光旅游走特色化发展道路等建议促进农村三产深度融合,进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及比较

文章探讨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经济体实现TFP增长的路径差异。首先,借助面板有序Logit模型,证实了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TFP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次,构建技术边界收敛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处于不同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提升TFP的路径选择。实证研究发现: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主要通过效率提升带来的赶超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提升TFP,而高收入经济体主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TFP增长;技术进步效应的差异将对中等收入经济体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关键作用;中等收入阶段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的转型阶段,亟需实现由外界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的转型,方能保证经济体真正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文章利用2001-2011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调整离差率指标对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行测量,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居民各种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从静态与动态关联分析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以及经营性收入不确定对消费的影响较为显著,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其对消费的影响也存在较大波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及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探讨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经济体实现TFP增长的路径差异。首先,借助面板有序Logit模型,证实了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TFP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次,构建技术边界收敛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处于不同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提升TFP的路径选择。实证研究发现: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主要通过效率提升带来的赶超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提升TFP,而高收入经济体主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TFP增长;技术进步效应的差异将对中等收入经济体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关键作用;中等收入阶段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的转型阶段,亟需实现由外界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的转型,方能保证经济体真正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