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补贴受国际贸易法影响的分析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许多国家为了促进本国产业发展,产品能够顺利进入国际市场,以各种手段对出口企业进行出口补贴,而政府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往往对这种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导致国际贸易争端频发。为了解决这种争端,WTO制定了SCM协定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本文首先分析了出口补贴的含义及出口补贴受到这种国际贸易法影响下遭到反补贴调查的现状,然后结合中国品牌产品出口指导意见的案例分析了反补贴协定对出口补贴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反补贴调查的应对策略。     

国外对华反补贴现状及中国补贴政策分析

国外对华反补贴已经呈现出案件数量快速增长、双反同时进行、反补贴税率高等显著特点。文章通过对国外对华反补贴现状的分析,探讨我国现行补贴政策中哪些是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措施,通过分析指出我国现行补贴政策中既有与WTO规则相一致的内容,也存在某些仍需进一步调整和改进的措施。针对不同情况,我国应当对现有补贴政策进行调整与完善,以期减缓对华反补贴案件和多边补贴争端案件的增长。     

对华反补贴十年评估:2004～2013

2004~2013年间,有7个WTO成员对中国发起反补贴案件总计74起,中国已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第一目标国,也是遭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本文对所有对华案件,尤其是58起终裁案件的分析表明,10年来对华反补贴的基本特点是:受调查补贴项目广泛、外部基准是度量补贴利益的基本方法、补贴率在同类案件中偏高、中方政府和企业的应诉状况有待改善。而应对反补贴,中国更应从调整自身的系统性和体制性补贴入手。     

理性看待“原材料案”的法律解释问题北大核心CSSCI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在处理贸易争端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难题是对WTO涵盖协定的解释问题。在涉及中国争端中,法律解释问题尤为重要。例如,在中国“汽车零部件案”（DS339）中有关关税与国内税的解释,在“出版物案”（DS363）中涉及TRIPS协定第61条的“商业规模”的解释,在中国诉美国“双反”措施案（DS379）中有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9．3条中反补贴税应以“适当数额征收”的解释,均由法律解释直接决定案件的胜负。     

补贴行为主体的认定:基于反补贴案例的国际比较

在反补贴调查中,对补贴行为主体"政府"和"公共机构"的界定是确定补贴利益是否存在的前提。由于多边规则缺乏可操作的明确规定,两者的认定主要体现在WTO成员方各自的国内立法和判例中。本文对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立法和判例、WTO争端解决机构相关实践的分析表明,尽管主要成员认定标准的内容和适用略有差异,但内核基本一致、可操作性强,且为争端解决机构所采纳。鉴于此,除非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公共机构"作出新的解释,除非银行、土地和重要投入品部门的中国国有企业在股权多元化改革方面迈出新的实质性步伐,此类企业在国际反补贴争端中被认定为"公共机构"、其行为被视作"政府"行为的局面很难改观。     

WTO贸易救济措施之比较分析

近年全球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案件逐年下降,而WTO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因成员国使用保障措施而引发的争议案件日益上升。本文从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出发,着重分析了《保障措施协议》的实施前提、形式与程序,对《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和《保障措施协议》三种措施之间的不同进行了比较,从而提出:中国过去很少采用保障措施,而近年不断增加的保障措施实施案例表明保障措施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安全阀”将会被更多采用。因此充分了解、学会正确使用保障措施是企业当务之急。最后提出一些个人的建议。     

WTO《补贴反补贴措施协议》的实施机制及其在我国的实施

实施WTO的各项协议是我国如今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其中反补贴协议涉及到的都是政府行为，通过实证分析该协议的实施机制和其他成员的实践以及我国加入议定书的承诺，笔认为我国应以转化的方式灵活实施反补贴协议，缺乏相关国内法规时，也可以直接适用WTO协议或援用争端解决机构报告，并建议设立国际贸易法院负责反补贴等问题的司法审查。     

进一步完善我国补贴与反补贴法律体系

摘要：补贴与反补贴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争端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世界贸易组织对反补贴制度作了详尽的规定，而我国作为已入世十年的贸易组织缔约国，在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方面都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国内外补贴与反补贴制度的起源及现状，为我国对外贸易迎接新的挑战提供解决思路。     

国外对华实施反补贴政策的关键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ASCM与2004-2009年国外对华发起的38起反补贴案件数据

基于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ASCM)以及构建的关键宏观决策影响因素"BL"组合模型,运用2004-2009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对我国发起的38起反补贴案件及其国内宏观经济发展相关数据,对国外对华实施反补贴政策的关键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相应结论。     

浅谈对伯德修正案的几点看法

2000年美国通过了<2000年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即所谓<伯德修正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为要求美国海关将征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款分配给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的国内企业,而不是全部上缴财政部.此法案刚一通过,就遭到了美国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在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定<伯德修正案>违反了<反倾销协定>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情况下,美国于2005年废除了该法案.本文通过该法案的产生,后果及废除从深层揭示<伯德修正案>与倾销及补贴的关系,指出<伯德修正案>实际上支持的就是一种进口替代补贴.而这种补贴在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是被严格禁止的.     

企业改革与反补贴

本案主要介绍 WTO 争端解决机构最近审理的“欧盟诉美国对英国的热轧铅与铋碳钢征收反补贴税”一案,围绕企业私有化改革前后补贴利益的变化问题,分析了专家组如何解释和适用反补贴协议。     

WTO补贴与反补贴

与反倾销相比较,人们对补贴和反补贴的认识不深,重视也不够.然而,越来越多的反补贴案件和反倾销案件一并提起的趋势值得关注.例如在2000年的16起反补贴案件中就有11起是与反倾销案件一并发起调查.这意味着,如果对补贴和反补贴问题没有充分准备,将来企业可能会在国际上遭遇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双重诉讼.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完善我国反补贴立法之初探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维护公平贸易、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手段。我国相关部门在反补贴立法方面已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取得长足的进步。但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反补贴立法存在种种不足。本文作者参考了欧盟,美国的相关立法,并对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对我国的反补贴条例在立法体例,补贴的类型,确定补贴的标准等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建议我国的反补贴条例应增加上游补贴的相关规定,增加公共利益及反规避措施的有关内容及确立不合作制度等。     

我国企业应对补贴与反补贴的策略

㈠熟悉《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以下简称《SCM协定》) 这一方面可以充分有效地监督另一成员方政府或企业的补贴或反补贴行为是否合乎《SCM协定》的规则,另一方面也可便利掌握和充分运用《SCM协定》赋予自身的权利. ㈢用好补贴措施 补贴措施实质上是政府承担了国内企业产品的部分成本,从而使相关产业赢得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时间和空间,以提高竞争力,并最终使本国(地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无需补贴,即可参与竞争和持续发展.《SCM协定》对补贴进行规范的宗旨是限制或取消对国际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补贴,允许为企业或产业进行公平竞争创造条件的正当补贴.因此,企业应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可用的补贴来培育和提升竞争力.     

论中国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的对策思路

补贴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经济调拉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随着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我国面临反补贴调查加剧的严峻形势,对此我们应该深入研究WTO现行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并在其的框架下调整我国的补贴政策,积极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     

论《补贴协定》下“事实上出口条件性”之法律标准——从加拿大飞机案到欧共体大飞机案之逻辑演进分析

在WTO《补贴协定》下有关出口补贴的争端案件中,如何判定"事实上以出口为条件的补贴"历来是一个难点。而同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涉及"事实上以出口为条件的补贴"案件,大多背景复杂,头绪繁多,而审理案件的专家组或者上诉机构则往往殚精竭虑,在千方百计理清事实的同时,也努力建立合理可信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以求明法析理,体现法律标准之明确、统一和公正。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四起案件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分析展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思考的逻辑和角度,以为我们更加深刻领悟这一概念和未来相关政策之制定提供参考。     

我国国际贸易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政策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一直频繁受到许多国家的反补贴调查,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产业乃至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阐述补贴与反补贴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的反补贴调查及其原因,进而提出了我国国际贸易补贴问题的解决路径.     

WTO视角下欧盟反补贴措施扩张适用研究

2020年6月,欧盟委员会就原产于中国和埃及的玻璃纤维织物反补贴调查做出肯定性终裁。在调查中,欧盟委员会将补贴的授予当局作了扩大性认定,损害了中国和埃及的利益,这种做法也将使来自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在全球的投资和经营过程中面临相同的风险。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只有特定类型的补贴可以适用反补贴措施。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反补贴规则本身,还是WTO法理,抑或是反补贴规则的目的和宗旨,都没有对具有跨境因素的补贴作出明确的限制。因此,针对具有跨境因素的补贴实施反补贴措施显然背离了WTO义务。针对欧盟的此类举措,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当积极制定对策,捍卫正当的投资利益,同时积极参与反补贴纪律的制定,努力争取中国产业在海外的发展空间。     

补贴与反补贴制度纵论(下)

自产生以来,补贴与反补贴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话题,而这种争论在本质上体现了自由贸易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之争。虽然有关补贴与反补贴的国内立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补贴与反补贴国际立法则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西方国家现行的补贴与反补贴制度也基本上都是源于GATT/WTO框架下的补贴与反补贴多边规则。在GATT/WTO框架下,补贴与反补贴多边规则历经数次修订,最终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在国际贸易中确立了更为明确、更为完善、更易于操作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约束机制。由于补贴与反补贴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在WTO框架内进一步完善补贴与反补贴多边规则是形势所趋而又举步维艰的任务。     

刍议WTO框架下反补贴的法律适用问题——基于国外对华反补贴调查的反思

发达国家长期遵循的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不适用反补贴法的贸易救济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出口产品即将面临来自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重挑战。以往有关案例对补贴从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做了基本澄清,WTO及各国对补贴案件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以往案件的法律适用和解释。从这些案例出发,对反补贴的法律适用展开深入的分析,无疑对于我国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