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本文从金融化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推导将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利润分成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并利用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程度加深使实体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利润分成下降,最终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金融化程度加深对实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强。进一步,本文还对金融化不同动机以及不同配置方式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关系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基于市场套利动机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则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是通过发放贷款及垫款与投资性房地产发挥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证检验——基于智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且这一促进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服务业企业创新能力比工业企业更容易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和供应链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路径。基于此，应当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制定差异化发展机制，精准布局行业创新升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以期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讨

科学技术与金融深度融合为金融业注入了无限的创新动力，推动了金融科技行业的迅速发展。金融科技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力量，在赋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成为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效率运转的新动力，在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个人消费金融发展、帮助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未来我国应建立数字技术驱动的商业体系、构建金融科技创新产业格局、完善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加强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从而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融入新发展格局。     

数实融合：新型工业化必由之路

<正>数实融合赋能新型工业化内容与场景1.数实融合赋能新型工业化主要内容随着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已成为赋能新型工业化、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数字经济网络视域下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网络是推进数字生态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单元载体。全球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嵌入平台的初创企业往往以较强的网络优势和良好的拼凑效果备受关注,但其中的原因尚未完全明晰。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网络环境,刻画平台赋能的网络特征,探究平台结构赋能和关系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平台关系赋能能够促进初创企业创业拼凑,数字经济网络强联结及网络弱联结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而平台结构赋能主要通过网络强联结间接作用于企业创业拼凑。在此基础上,企业自身的知识创造能力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梳理了数字经济网络下平台组织的赋能机制,阐明了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完整作用机理,所得结论对于完善数字经济网络与平台构建及推动初创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与审计质量

企业金融化在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领域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学者对企业金融化在审计领域的研究关注较少。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即企业金融化通过增加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从而降低审计质量;来自四大的审计师具有更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且连续审计中,其能更好地利用内部控制以应对企业金融化带来的风险;内部控制五要素中内部监督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而内部环境、风险评价、信息沟通、控制活动均未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审计质量领域的相关文献,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边界,同时也为推行建立健全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内外监管双“管”齐下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而企业内部监管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效应,外部金融监管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抑制效应、放大效应和弱化效应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较为明显,而在公司治理方面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融资约束在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在非国有企业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表现出正向的金融化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机制,为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提供了依据。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隐性债务扩张的影响——来自我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前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也能缓解地方隐性债务扩张,本文以我国2011—2018年部分地级市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测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地方隐性债务等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抑制地方隐性债务扩张。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隐性债务扩张的负向关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且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影响更为显著。最后,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本文提出三点建议:明确目标,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缩小区域数字发展鸿沟;营造氛围,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路径

<正>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是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象征。数字经济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以实体经济的高度融合为落脚点,构建实体经济新发展模式,加速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企业深度融合,赋能企业转型升级,从而,成为壮大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新形势下汽车金融公司财务风险与防控对策探讨

当前，在倡导绿色低碳、金融创新、数字赋能的新时代号角下，如何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当好产业金融“引擎”、助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汽车金融行业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在企业经营层面，风险防控的核心是财务风险，本文对汽车金融公司普遍存在的财务风险进行了剖析，并从战略选择、资金融通以及内部控制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风险防控措施，以期为提升汽车金融公司财务风险防控能力，促进企业稳健经营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实体经济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研究

近些年,我国虚拟经济领域的规模不断壮大,日益呈现出扩张的态势。与此同时,金融化的倾向也愈发强烈,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然而,这种发展也导致了产业空洞化现象日益严重,实体经济增长显得乏力,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情况。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际,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条路径,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其中,关键的一环便是促使金融行业更加高效地为实体经济扩张助力。数字普惠金融的崛起为此提供了难得机遇,促使经济脱虚向实。然而学界尚缺乏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鉴于此,在深入研究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PVAR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实体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过深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未呈现出显著影响,但均呈现出正向影响趋势;在对实体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中发现,实体经济在短期内并未显著推动经济增长,甚至产生了抑制作用。最后,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减税降费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兼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上述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能够强化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投资效率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拓展了减税降费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以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抑制金融化效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股权融资成本? ——机制检验、异质性特征与经济后果

本文以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机制、异质性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小规模企业组、管理者能力较高组,数字金融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提高企业股票流动性和减少投资者监督成本从而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最后,本文发现数字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提升了企业价值,丰富了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为数字金融服务实体提供了新视角.     

差异化利息政策能否有效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

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国家扶持实体企业的政策,利息优惠能提高实体利润率,促进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减少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率,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同时,我国推进企业国际化并未带来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经济“脱实向虚”,反而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然而,利率优惠政策要对症下药,降低本土企业贷款成本,积极治理效果显著,但对国际化企业提供优惠治理效果较差,因为国际化改善了企业利润水平,与信贷优惠政策存在替代效应,政策实施效率低,带来过度融资,浪费信贷资源。因此要采取针对性的差异化利息优惠政策,治理金融化问题。信贷优惠要向本土企业倾斜,服务经营困难的企业,提升利润率;避免对国际化企业过度贷款,要加强监管,合理融资,鼓励其加快国际化步伐。     

数字科技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在梳理数字科技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科技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科技会显著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且该作用在数字科技发展良好的实体经济中更为显著，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科技会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行效率、增强创新能力三条路径间接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拓展性研究发现：数字科技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存在产权与规模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对民营和中小规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应夯实基础，加强数字科技相关设施保障力；营造场景，优化数字科技创新推动力；深度融合，挖掘数字科技赋能驱动力，推进数字科技发展，助力实体经济转型。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初探

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企业金融化已经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趋势。实体企业金融化一方面推动了实体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及金融风险上升等问题。尽管实体企业金融化在短期内能够带来可观的金融投资回报，但从长远来看，其可能会对企业的高新技术研发资金造成一定程度的挤占，从而使企业的可持续长远发展产生一定的风险。因此，研究如何借助企业金融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企业金融化现状对企业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有效的企业金融化策略，以促进实体企业的创新发展。     

魏加宁：部分金融“负创新”源于制度不合理

本刊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近日在第五届中国f国际）资产管理大会上表示，金融创新的效果有正负之分，负向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蕴藏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其原因多与制度的不合理有关。对实体经济有帮助，又不会带来大的系统性风险，这是正向金融创新，反之就是负向金融创新。魏加宁分析称，从金融创新的动因看，一种是源于技术进步，比如说互联网技术，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就是把监管跟上来就行了。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杠杆与现金流风险

金融资产会计安排是企业执行金融工具准则的重要环节,具有显著的经济后果。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研究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关系,分析金融杠杆的调节功能,探讨非效率资本配置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金融杠杆能够调节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使关系曲线拐点右移与扁平化。区分金融资产配置类型后发现：交易类金融资产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投资性房地产和长期金融股权投资未显著影响现金流风险。考虑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成长期与衰退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成熟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以及金融杠杆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非效率资本配置在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现金流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