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商业伦理道德及其现代价值

晋商商业伦理道德的内容包括信誉第一,讲求诚实守信;利以义取,讲求生财有道;修身正己、勤俭自律的敬业精神;群体共赢,讲求互惠互利;倡导良贾、善贾、诚贾的晋商文化。晋商商业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现在:晋商商业伦理道德是对中国古代商业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展;晋商商业伦理道德对当代经济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晋商和气生财的方法论价值

晋商成功的经验中集中表现出了诚实、信誉、艰苦、团结和以义制利的晋商精神,而"和为贵"和气生财"则是晋商精神的精髓和前提。怎样以史为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扬晋商理念和经验,这就对现代经营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晋商思想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分析

晋商是明清时期商业界十分杰出的代表,居于十大商帮之首,对中国金融贸易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中国的经济长达500年。晋商经营票号、盐业等商业,以票号最为出名,在经营管理方面涉足的领域多、经营范围广、辉煌时间长。在明清时期,晋商就在经营、技术创新、内部管理上初显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商业遗产,其文化内涵与思想值得我们去研究及借鉴。     

晋商经营中的社会责任

明清时期,晋商通过几代人不懈的开拓,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商业财富,还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其中晋商的经营理念是其商业文化的核心,而晋商承担的社会责任则是其经营理念的一种突出表现。在晋商的发展过程中,其对社会责任的履行集中体现在与国家命运与共的家国一体观和回报社会的舍利取义的价值观。     

晋商精神养成机制多维探析

明清时期,晋商盛极一时,在中国商业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在实践中形成特有的晋商精神。穷则思变的艰苦创业精神、义利并重的诚信经营理念、血缘地缘延伸的群体意识、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视野,是晋商取得成功的人文因素。文章对晋商精神进行了解读,并挖掘了其现代价值。     

百年日本学界他者视野下的晋商研究

晋商对于一定时期内的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并引发了国内外学者持续的关注，其中，日本学者所提供的他者视野是晋商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认为晋商研究要走向跨学科研究，形成逻辑通路；要发掘、整理、利用新史料，丰富和发展晋商研究；要运用比较法，寻求异同，发现规律与特征。进一步提出以票号为中心形成的商贸网络、金融体系应当成为新的研究重点。通过研究晋商兴衰对近代金融体系所产生的影响，合理审视票号与近代社会转型，同时将视野由近代国内拓展到当时全球市场的变动，可以使晋商研究更加具备现实意义。     

晋商管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晋商是中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之首,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晋商在经营管理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商业伦理、用人管理和制度创新方面仍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和学习。     

论儒家伦理文化在企业信用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晋商为例

文章基于我国现代企业信用制度建设,从晋商研究入手,剖析了晋商信用体系的基本构成和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想,认为中国现代企业信用制度的建立,应该继承晋商时代确立起来的商业诚信文化,同时要重视法治建设在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提出构建现代企业信用体系,商业诚信文化的培植是基础,信用制度的建设是关键,健全法治是保障,三者缺一不可。     

近代“宁波帮”文化心态初探

近代“宁波帮”是活跃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一支极为重要和影响力的商帮势力集团,曾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宁波帮”的经济实力、影响以及许多工商界闻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是十分可喜的。然而挂万漏一,在近代“宁波帮”的研究中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缺陷:就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大背景之中,在一些传统的封建商帮(如徽商、晋商、淮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堤下日趋凋零的同时,近代“宁波帮”却能走出传统窠臼获得发展和兴旺。这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还是蕴含着社会文化成长的真正底蕴?无庸置疑,近代“宁波帮”的崛起是     

基于明清时期晋商的营销策略研究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以其固有的诚信耐劳的淳朴作风,独具特色的商业管理机制,灵活多样的营销手段,在商界独领风骚,创造了驰骋疆海十万里,纵横商界五百年,执中国商业、金融之牛耳的辉煌业绩。然而学者对晋商的关注则更多地倾向于其在金融、管理、用人制度等方面,笔者从晋商的发迹着手,有很大的惊喜:晋商的营销策略早已走在了现代人的前面,这才是晋商成功的"杀手锏"。文章对晋商的营销策略作了粗浅探讨,以求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国崛起需要《孙子兵法》在东盟发挥“巧实力”作用

中国的利益已经波及全球，如何实现世界各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同和跟随，东盟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和榜样。《孙子兵法》在世界各国具有至高的影响力，其深遂哲学和“不战”谋略等，可助构筑起中国与东盟各层次政府领导和企业家等优势群体间的价值观沟通和文化新融合的“巧实力”平台。     

社会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一位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阅读费孝通“中西对立”观念的惊讶与问题

本文对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关于中西文化对比的论述进行了评价,肯定了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研究、人类学研究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作者修正了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比,提出随着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在广泛而极大地增长,新的差序格局已演变为包括邻里、朋友与家庭之间的信任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同时也扩展成为进行生意往来和形成政治联盟的方式。作者继而提出以社会自我主义为结构特点的乡土中国在转型期间如何确立平等的权利观念,以及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对于个体主义的要求等问题。     

论中国技术标准化的现状特征与对策

中国技术标准化具有＂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缺失＂和＂技术崇拜＂三大现状特征。因此,中国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发展,建立符合国情的运行体系;统筹兼顾,建立企业技术标准联盟;以人为本,唤起全民的技术标准化意识。     

从“产权”走向“公民权”——当前中国城市业主维权研究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业主维权的兴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结构性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业主维权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极大关注。本文首先从学理层面深入探讨了“业主维权”的概念内涵,然后对现有文献中有关业主维权研究的各种理论视角进行述评,最后根据笔者的研究经验提出业主维权研究的进一步议程或许可以纳入“公民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的形成”三个框架之中。     

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近十年中国的历史主义思潮

近十年的中国思想界,在各种各样的“中国价值”、“中国模式”、“中国主体性”的叙事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这就是对抗普遍理性的历史主义。中国的历史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的反西方主义思潮发展而来,在21世纪初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挑战价值性的普世文明,相信历史只是以个性的方式存在,国家乃是个性化的集中体现。它试图发现中国特殊的民族本真性,以对抗西方的文明一元论,然而,历史主义对中国的整体化诠释是暧昧的,在抛弃西方文明中启蒙价值的同时,却吸纳了其可怕的国家主义,最终其所追求的另类现代性,只是一种去价值和去伦理的国家富强和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而已。     

大学英语教学的本土文化导入探析

针对中国文化＂失语症＂,进行一定的调查研究,探讨本土文化导入大学英语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依据调查结果并综合教学活动的构成要素,对本土文化导入大学英语教学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以便促进大学英语教学的良性发展,促进世界文化的生态和谐发展。     

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

基于对“日本人民”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意识形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发展“人民间”贸易、协助日侨回国等“人民外交”政策。“人民外交”之不同于“民间外交”，在于其政治性、中国官方行为性和争取与“日本人民”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目的性。通过人民外交，中国可以满足“日本人民”的利益要求；但“日本人民”不掌握日本国家资源，中国的利益要求就因为日本政府的阻挠而得不到有尊严的相应满足。“人民外交”隐含的这种偏于“日本人民”利益的不平等性，决定了它刺激中国国内发生政治紧张的必然性。     

从诗歌翻译看文化转基因——以许渊冲英译《登高》为例

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萃,更是文化的结晶,含有丰富的意象和形象词,因而诗歌翻译自然体现两种文化因子的转换,即文化转基因。本文立足于许渊冲诗歌翻译的＂三美论＂,试从其译作《登高》中洞悉诗歌翻译中的＂文化转基因＂现象。     

冷峻深情系乡民静穆诗意萦乡梦——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

鲁迅和沈从文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大家,在乡土小说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开中国乡土小说之先河,沈从文则开拓了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新领域。从“未庄”千疮百孔的丑陋,到“湘西”人性化的美好,无论是文化批判与启蒙主题,还是人性关照与诗意审美,鲁迅与沈从文都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精神脉络。从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的文学理想、审美意蕴、艺术表达、语言风格四个方面的比较中窥见鲁迅主“理”,沈从文主“情”;鲁迅重写实,沈从文重写意;鲁迅立足于现实主义,沈从文立足于浪漫主义的迥异创作风格,并从中比较出在对中国问题的体验认识上,鲁迅与沈从文以属于自己的独特视角透视乡土中国,解读乡土文化。他们走的路虽然不同,但爱国之心、忧国之情同出一脉,“改造国民性”与“重塑民族品格”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及其“锯齿状”消费路径

农村地区特定的社会现状决定了西方消费理论很难找到能够完全解释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中国解"。由于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并不平滑,而是具有明显的"短视性""阶段性"和"谨慎性"特征,这些特征的共同作用致使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呈现出"锯齿状"。这一消费路径可以更好地解释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为进一步制定行之有效的启动农村市场的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