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隐名股东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由于各种原因，有限责任公司中隐名股东大量存在，而法律对隐名股东规定并不完善，导致隐名股东的投资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本文主要从对隐名股东面临的法律风险进行探讨，并提出防范和应对措施。     

浅析隐名出资人

在隐名出资法律关系中,由于隐名出资人的不显名,在出现纠纷时往往会引发责任承担问题,谁具有股东资格是处理纠纷的关键.为了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司的良好信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承认了隐名出资人的存在和地位,依据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签订的隐名出资合同,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这就为解决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通过对隐名出资人基本概念界定的阐述,分析了隐名出资人的含义和法律特征,叙述了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确认的必要性以及所依据的原则,并对处理公司内外部关系时的确认条件分别进行分析,认为确认隐名出资人产生的法律效果是隐名出资人具有显名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     

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探究

隐名出资人又叫隐名股东,是指实际认购出资,却不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中实际记载为股东的实际出资人。与此对应的,实际未出资,而对外显示为股东的则被称为显名股东或挂名股东。我国《公司法》第33条明确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对隐名出资虽然间接承认其法律地位,但并非持鼓励态度,原因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隐名出资来逃避诉讼、规避法院执行的现象。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在此理清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地位,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台商隐名股东出资问题的几点思考

在公司设立和运转过程中,因规避法律、不愿公开自身信息等原因,公司股东隐名出资的情形可谓大量存在。公司实际出资人借用他人名义出资设立公司,并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等公司文件上以他人的名义记载股东资格等做法,在实践中极易引发隐名出资纠纷。本文拟就台商隐名投资的法律效力、台商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的途径、判决生效后如何办理相关后续手续等问题进行探讨。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股东显名化问题研究

在股权代持情形中,隐名出资人虽完成实际出资,但却并不享有股东资格、股东身份,无法直接行使股东权利。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2014版)(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只粗略规定隐名股东显名需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在名义股东消极履行股东权利,而公司其他股东又拒绝其显名请求时,隐名股东只能根据代持协议追究名义股东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     

论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2007年5月,笔者受刘某、张某的委托草拟了一份隐名投资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刘某、张某为委托方,即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股东),王某为受托方即名义出资人(又称显明股东),他们在其他股东认可并见证下签订了一份隐名股东合同,合同部分条款如下:     

农民开公司 当心陷误区

农民朋友在开办公司时，应尽量避免以下三种认识误区。 误区一：“隐名”股东也享有股东权利 【案例】2010年年初，曹萍与廖强等四人开办公司时，考虑自己正与丈夫闹离婚，为避免麻烦．便做起了“隐名股东”，将其股份挂在廖强名下。廖强在公司的股东权利义务，由曹萍与廖强按各50％的比例共同享有和承担，并由两人另行订立了投资协议。     

浅述股权代持

<正>股权代持,也称隐名出资,顾名思义,是指名义股东代替实际出资人成为公司股东,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并见诸于公司章程等公司文件当中,名义股东并未实际出资。实际出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理由,不愿意成为公司的名义股东,而甘愿隐身其后。     

浅论股东知情权

股东知情权即法律赋予股东通过查阅公司设立、经营、解散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以及询问与上述有关的问题,实现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活动的权利,世界上许多国家已建立了完善的股东知情权制度,我国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作了较原公司法更为详尽的规定,加强了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但我国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范围及保护机制上的法律还有待予以完善。     

浅议隐名出资

正隐名出资在历史上的存在与发展。隐名出资最早可追溯到商事合伙领域的隐名合伙。隐名合伙作为合伙的一种特殊形态,1起源于十世纪左右地中海沿岸海上贸易盛行的康孟达契约。在康孟达契约下,出资者不参与经营而仅在出资限度内负有限责任,盈亏也在限度内按比例分配。这种商业形式后来逐步发展为隐名合伙。隐名出资,顾名思义,是指隐名出资人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     

试论“打破公司僵局”的路径

公司僵局在我国实践中经常发生,虽然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对解决公司僵局提供了司法解散途径,但立法规定途径单一、操作性不强。本文分别从事先预防和事后救济两方面论述打破公司僵局的路径:事先预防体现在公司章程规定中,主要介绍对于表决权机制的合理设置;事后救济体现在司法介入上,建议在维持公司商事主体资格优先原则下,应适当引进强制收购股权机制、股东退出机制以及慎用公司解散机制。本文期望能对完善我国公司僵局制度有所裨益。     

问询函监管能激发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治理吗?

问询函是交易所监管上市公司的重要手段.问询函除能起到直接监管作用外,能否激发公司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从而产生间接治理作用?本文尝试从控股股东掏空视角对该问题进行解答.研究发现,问询函能激发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从而抑制控股股东掏空,但没有发现其激发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监督的证据.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两权分离度较大和公司信息...     

监督还是干扰:中小股东积极主义与企业财务风险

本文采用2009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通过监督管理层和约束控股股东影响了企业财务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企业,在信息环境和法律环境较差的企业中,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结论不仅验证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还发现了中小股东积极主义与外部环境的替代效应,为鼓励中小股东参与决策、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EVA模型

选取沪深上市公司2005年发生的37起并购案作为研究样本,利用会计数据,分别计算2004—2009年各个并购公司的EVA值并分析其变化趋势,发现大多数并购公司在并购后两年内经营绩效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并购三年后,有些公司的绩效才有所改善。研究还发现:国有控股并购减少了股东财富,且国有控股并购对EVA的影响最为复杂,但横向并购增加了股东财富。     

管理层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统计分析

文章在系统回顾国内外有关上市公司管理层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沪深两市48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特征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总经理和董事长的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关系不显著;而高管持股比例随着其不断增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呈现出"三段波浪线"特征。     

基于股东侵占模型的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

通过构建单个股东和多个股东侵占模型,分析大股东减持问题,发现影响大股东减持的因素包括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属性、外部法律保护程度、减持价格、投资收益率分离度及股权制衡程度;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及股东属性对大股东减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股权制衡程度对大股东减持产生负向影响,而外部法律保护程度、减持价格及投资收益分离度与大股东减持的关系则并不显著.     

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保护诉讼机制分析——兼评新《公司法》、《证券法》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诉讼安排

本文论述了股东代表诉讼和集团诉讼方式,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作用及其缺陷,在肯定我国新《公司法》明确提出股东代表诉讼的重大意义下,提出应该积极引进集团诉讼,使股东代表诉讼和集团诉讼相结合,完善证券市场民事诉讼机制,从而更好得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人民网“登陆战”

上市历经"八年抗战"的人民网终于闯关成功,但仍然缺少被广泛看好的商业模式如无意外,人民网将于今年3月中旬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从而击败众多竞争对手成为中国"官网上市第一股"。不过,这个以严肃著称的网站还是在上市前夜闹出了一个"娱乐新闻"。在其公布的经过精心包装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5.27亿元融资的详细使用计划,其中包括花费40万元购置40台iPhone、i Pad等苹果产品。这惹来了外界的一片批评,甚至嘲笑。更多商业方面的瑕疵被陆续发现,其中一个极端案     

为什么大股东选择侵占而不是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本文针对我国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权益的普遍现象,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对大股东与经理合谋共同侵占少数股东权益的机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大股东的选择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大股东确实通过牟取控制权收益而侵害了少数股东的权益,对经理的监督和激励存在非对称性;公司内部治理状况、监督程度和信息披露水平对大股东和经理的行为模式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内部人控制、审计监督与管理者利益侵占

股东、经理和内部审计师利益博弈的结果表明:经理的控制权越大,侵占股东利益的可能性越大;公司的内部审计监督越严,经理侵占股东利益的可能性越小。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若总经理兼任董事长,经理人员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越高,越易造成经理层控制董事会的局面,管理层侵占股东利益就越严重;内部审计监督越强,越有利于抑制管理层的利益侵占行为。国有企业由于内部人控制现象更为突出,监督不力,管理者对股东的利益侵占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