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创新价值链的我国制造业创新效率外溢效应研究

在创新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制造业创新活动进行细分，把我国制造业创新活动分为科技产出、物化产出以及价值产出3个环节，并运用DEA模型对我国制造业3个环节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同时构建经济基础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制造业3个环节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及价值链外溢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制造业无论是分行业还是分区域普遍存在科技产出环节及价值产出环节创新效率较高，而物化产出环节创新效率较低的情形；就我国制造业各环节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而言，我国制造业科技产出效率、物化产出效率以及价值产出效率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我国制造业各环节创新效率的价值链外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科技产出效率与物化产出效率、物化产出效率与价值产出效率之间都表现出明显的价值链外溢效应，而科技产出效率与价值产出效率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价值链外溢效应。     

中国省域综合运输效率及其空间分布研究

从投入产出角度,在采用主成分分析提取投入产出主成分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三阶段DEA模型,修正了环境变量与随机因素的影响,对2013年中国各省域的综合运输效率进行测算,最后采用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散点图分布分析了我国综合运输效率的空间集群特征。结果表明:1剔除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等影响后,我国总体综合运输效率有所下降(调整前0.87→调整后0.74),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效率低的空间格局;2调整前后,我国均有10省域处于运输效率前沿面,调整前后效率最优的省域分别为广东(调整前4.34→调整后1)、天津(调整前0.72→调整后1.15),效率最低的省份为西藏(调整前0.06→调整后0.05);3我国各省域综合运输效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主要表现为低低聚集,高效率地区聚集效应不显著。     

中国省域科技与金融耦合效率的时空演进

提升科技与金融的耦合效率是当下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基于网络DEA方法对1996—2014年中国省域科技与金融的耦合效率进行了科学测算,并利用空间计量和非参数核估计方法对其空间集聚、动态演进的趋势及区域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且实证检验了政府主体、制度环境等要素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科技与金融耦合效率整体逐步改善,但区域间与区域内的非均衡性较为明显;省域层面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高值空间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以上海、浙江、江苏等为核心的东部省份,但2010年以后以重庆、四川等为核心的高值空间集聚区也逐步形成,低值空间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以及西部部分省份;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下中国科技与金融耦合效率的提升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特征,制度环境对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阈值效应。     

基于PCA-ESDA的中国省域旅游经济时空差异分析

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为研究单元,选取1999—2008年反映旅游经济的相关指标,利用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出每个省份旅游经济的综合得分,然后对综合得分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从"长三角"及"珠三角"向内陆逐渐降低的特征。1999—2008年中国旅游经济发展全局空间自相关不显著,但局部空间自相关却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沿海省份位于HH区,西部省份位于LL区,西南、部分东部和中部省份位于LH区和HL区。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持续的非均衡态势,1999—2008年中国省域旅游经济的总体空间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省域旅游经济集聚的空间依赖性、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与资源禀赋、政府政策是影响中国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长江经济带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效率研究

基于2012—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效率进行测度并探究其省域差异。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耦合效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外部环境因素会显著影响耦合效率,其中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制约耦合效率的增长,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耦合效率的提升。对比是否剔除环境因素可知,长江经济带耦合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的掣肘,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推动农业新型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加快制度和技术的创新,以促进耦合效率提升。调整后,耦合效率有所提高,其中有6个省份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较高,其余的5个省份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空间。     

基于VAR模型的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为例

以向量自回归( VAR)模型为基础,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技术,综合考察了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制造业规模等因素对江苏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价值链、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制造业价值链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但技术创新不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表明,各因素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顺序依次是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产业集群指数和制造业规模,它们对制造业价值链总方差的贡献分别为28.1%、20.5%、6.3%和2.6%,说明四者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重大影响,但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更大。据此,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速产业集群升级、壮大企业规模等政策建议。     

基于VAR模型的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研究

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为基础,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技术,综合考察了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制造业规模等因素对江苏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价值链、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制造业价值链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但技术创新不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表明,各因素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顺序依次是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产业集群指数和制造业规模,它们对制造业价值链总方差的贡献分别为28.1％、20.5％、6.3％和2.6%,说明四者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重大影响,但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更大。据此,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速产业集群升级、壮大企业规模等政策建议。     

中国省域旅游业发展效率测度及其时空演化

以1997—2011年的数据为例,运用修正的DEA模型对省域旅游业发展效率进行测度,进一步利用G指数、重心等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省域旅游业效率的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997—2011年省域旅游业发展的各项效率在波动中上升,总体上各项效率取得一定的进步,但仍需进一步提升。当前阶段省域旅游业综合效率由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交替驱动,旅游增长模式正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化发展的转型阶段。1997—2011年旅游业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热点区主要位于东中部;而规模效率的热点区表现出相反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位于西部地区。重心分析发现: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重心主要向西北发生偏移,而规模效率重心向东南方向发生偏移。未来省域旅游业发展应避免单纯追求旅游资源数量的增加,提倡集约化经营,增加对旅游业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提升旅游发展效率。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考虑吸收能力的区域创新多维溢出效应

合理利用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有助于区域创新发展与创新效率提升,而对区域创新溢出效应的利用程度则受其吸收能力影响。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产品创新阶段,利用Network 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计算全国内地30个省域两阶段创新效率,将吸收能力引入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中,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空间溢出效应在部分年份显著,省域间没有形成稳定的空间关联关系;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时,提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均有促进作用;价值链溢出效应不显著或者存在负向影响,创新过程两阶段相对独立,此时提高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提高没有显著作用,甚至具有负向影响。     

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

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助力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的重要议题。采用Super-SBM两阶段DEA模型、Dagumn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模型,基于价值链视角对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高技术数字制造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离最优状态还存在差距,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区域间和区域内创新效率差异较大,两阶段差异来源呈现出不同特征,并以2016年为界出现较大变化;2016年以后,中部地区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均具有σ收敛特征,全国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特征,东部地区的空间绝对收敛特征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论有助于从价值链视角全面客观了解我国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现状,从而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质量、避免区域数字“鸿沟”提供参考。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空间关系与实证*

本文从空间角度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设计产业结构空间相似性、辐射效应的测度方法,并在考虑空间相关性基础上设计产业结构演化模型,来研究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空间相似度、空间辐射效应以及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在空间分布上,制造业产业结构出现了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四个优化省域,并以四个优化省域为中心,形成了四个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板块,且中心省域的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带动了周边省域的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影响及辐射效应明显。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影响因素模型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空间依赖关系明显,并且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趋于优化;同时本文发现R&D投入也是促使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源结构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期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后危机时期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

以泛长三角为研究区,采用修正的DEA模型测度2000—2012年城市发展效率;综合利用地统计分析、R/S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等方法分析了转型期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城市发展效率呈现出提升的态势,且城市集约化发展取得一定进步;城市发展效率空间格局演化存在空间集聚,各效率在空间上均表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形成了较为相似的集聚演化格局;未来城市发展各项效率将会表现不断增长趋势;人口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及市场因素等驱动力共同作用于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     

中国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全域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局域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省域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全域层面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外资技术溢出是促进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从局域层面看,东北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和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较大,而广东等南部地区省份的外商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最大。     

我国省域工业循环经济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循环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我国省域工业循环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2010~2013年工业循环经济效率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建立了其影响因素模型,使用Tobit方法对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工业循环经济效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并且工业技术投入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对其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装备制造业集群式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以江苏为例

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和提升集群式创新效率,是我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界定集群式创新概念及特征基础上,以江苏为例,采用产业集群度系数模型分析其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水平,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和超效率DEA模型测度集群式创新效率,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剖析影响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江苏装备制造业存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集群发展效应;其集群式创新效率呈振荡上升态势,但在集群水平、产值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与广东、山东、浙江、上海等存在程度不一的差距;从影响因素看,产业集群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已成为江苏装备制造业集群式创新的基础和重要动力,但科技创新投入、网络化联结水平对集群式创新的效率提升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而企业规模偏小则制约装备制造业集群式创新效率的稳步提升,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推动装备制造业集群化、创新化、特色化、高效率转型发展。     

碳排放约束下中国省域生态资本效率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研究碳排放约束下生态资本效率及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对于我国省域生态资本运营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能源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约束，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对2010—2019年中国省域生态资本效率进行测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碳排放约束下省域生态资本效率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资本效率均值地区分布总体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格局，以江苏、山东、广东、浙江为代表的东部省份在生态资本效率空间关联网络传导机制中处于控制枢纽地位，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科技水平、地理空间邻接关系对现阶段生态资本效率网络结构特征及传导强度有显著影响。为提高生态资本效率，各地应采取差异化策略，发挥空间枢纽中心节点优势，加强跨区域合作。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低碳环境下“一带一路”重点省份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测度

选取2009—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在考虑碳排放的情况下运用三阶段DEA和Malmquist方法,搭建指标体系对该区域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规模效率是制约17个省份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当受到环境及随机扰动因素影响时,该区域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整体呈现“沿海高,内陆低”的地区差异化特征。SFA回归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等因素,对效率有显著影响;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进步是提高Malmquist指数的主要因素。最后为我国整体先进制造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建议措施,使得先进制造业由要素驱动升级为效率驱动。     

时空耦合视角下我国省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我国省域2005—2015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为拮抗向磨合阶段过渡时期;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处于逐渐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演化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在全局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且其依赖性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局部集聚模式呈现出向高-高集聚模式演进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