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差异分析

单一的人口测度城市化水平,只是表示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数量过程,难以涵盖城市化的各个方面。文章通过主成分分析,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化综合水平进行测度,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对11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评价并排序,结果为:杭州、宁波城市化水平较高,而丽水、湖州和衢州三地较低。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对城市化水平进行系统聚类,将各个地级市划分为城市化水平较高、中等、较低与很低四个类别。     

单项指标测度城市化水平的比较研究——以苏州市和徐州市为例

城市化是当今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现象之一,所谓的城市化就是指区域城市发展的程度,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斯蒂格利茨认为新世纪中国将面临三大挑战,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城市化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化指标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尤其对单一指标在测度城市化时,能否完全代表城市化的水平;单一指标在不同区域测度城市化时,是否只是代表该项指标的城市化水平;当选取多指标测度时,所反映出的城市化水平是否大体一致;城市化的速率是否在不同指标间也是一致的,是否存在相关性？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也只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     

山西省城市化质量综合测度

从人口、经济、空间3个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均方差赋值法和城市化质量与速度测度模型对山西省城市化质量进行综合测度。测度结果表明：山西省城市化质量整体偏低;城市化质量整体滞后于城市化发展速度;城市化质量水平地域分布大致呈由东到西递减趋势,在西部地区形成一个 “凹陷区”。在此基础上分析原因,提出建议。     

上海城乡一体化战略研究—战略措施：集中城市（工业）化推动城乡一体化（之三）

本文系统提出了上海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措施。其基本路径是：通过中心城市现代化的辐射，推动郊区城市化；郊区城市化带动郊区工业集中化，进而带动郊区劳动力的新一轮非农化，促进郊区乡镇工业的城市化转型，即由农村型工业向城市型工业的转型。具体地讲，上海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采取集中城市化、推进非农化、建立新型城乡关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全生态系统五大战略措施。     

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研究——以广西为例

文章在综合考虑城市化内涵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特征基础上,从人口、经济、景观、生活方式、环境质等五个方面构建了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引入因子分析方法,以广西为例对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通聚类分析将广西城市化综合水平划分为四个水平梯度类型,城市化综合水平域差异明显.     

大都市郊区被动型城市化区域产业发展问题研究--以天津市东丽区无暇街为例

农村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是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城市的现代化伴随着城市空间功能结构的调整,把部分工业职能向郊区转移,郊区农村被动加入城市化行列。本文概括了国内外郊区城市化的基本模式,并分析了天津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特点,以无暇街为例,认为这种郊区农村被动型城市化区域可以充分利用大都市中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特别是工业、科技和人才的辐射带动,立足于主动,发挥和创造自己的优势,采取适宜的产业发展路径,全方位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产业空间集聚推进城市化进程,第二、第三产业区位的形成与集聚是城市化的本质性内容;城市化是产业空间集聚必不可少的因素,对其起促进作用.通过对区位商和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可以分析两者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浙江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这一典型案例,提出了在新一轮产业集聚中将如何进一步实现产业与城市互动发展.     

浅谈我国郊区城市化的趋势

郊区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郊区城市化可以协调其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关系,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经济发展、设施完善、观念进步、政策扶持和农民务工是郊区城市化的基础。郊区城市化的主要趋势有三种：郊区并入城市核心区;郊区成为辅城、城市副中心;郊区与原有城市核心区成为地位平等的新中心。     

广西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部分地区尤其是在西部地区逐渐突显,并极大地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如何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以作为西部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采用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建立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测度模型,对广西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     

我国大都市郊区城市化发展道路初探——上海市郊区安亭镇城市化实证分析

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6.09%,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约为75%。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城市化已成为我国本世纪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主要措施之一,这首先就要求先解决好城市化发展条件较为优越的大都市郊区的城市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中心城到一般城、到中心镇、再到一般镇,上海城市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一定突破。剖析上海市郊区安亭镇城市化进程,能为我国其他大都市郊区城市化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基于2003-2014年31个省市的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镇化协调程度三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4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2003-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与效率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省域之间城镇化质量差距明显,省域内部城镇化质量各要素发展不均衡;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征;城镇化率不能反映城镇化发展质量。根据测算结果,我国各省域整体城镇化率和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呈现“高—高”、“低—高”、“低—低”和“高—低”四种类型,其自身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指数之间的协调程度分为质量滞后、协调和质量超前3种类型,这与区域间人口迁移流动规律密切相关。根据城镇化质量不均衡状况,文章提出“高—高”型区域关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低—高”型区域重点在体制机制创新、“低—低”型区域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高—低”型区域关注城镇化的社会、生态效应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研究

城市群作为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单元,细化研究尺度对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具有更科学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理解,从城镇建设水平、城镇化推进效率、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从县域尺度对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第一,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各维度发展不平衡;第二,城镇化质量表现出武汉市"一城独大"的特征,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区域差距大;第三,城镇化率与城镇化质量表现出较好的同步性,但半数以上的县域城市处于"低城镇化率-低城镇化质量"阶段,同步性高但发展水平低是现阶段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的主要特征。     

河北省产业集聚促进城市化发展机制研究

产业集聚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是城市提高质量的物质保障。本文对产业集聚促进城市化进程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实证了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作用并分析出产业集聚促进城市化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路径。     

影响陕西省城市化进程的若干因素分析

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服务业。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陕西省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市化前期的主要拉动力量是工业化,而城市化中后期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但与陕西省城市化相关性更大的是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因此,提高城市化进程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增加服务业就业人口。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视野下高新区转型发展路径探索

高新区与城镇化发展相互促进,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高新区必须注入更多的人文因素、明确发展定位、增强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生态环境保护能力。文章认为,在未来发展中,高新区应构建多主体共赢的规划体系,增强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能力;强化要素聚集功能,提升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引领与带动能力;在推进高新区和新型城镇化联动发展中增强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力。     

中国西部新型城镇化动力若干问题研究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既是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途径,也是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归纳了西部地区城镇化动力系统的特征,分析了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应转变发展观念,调整发展思路;遵循因地制宜,创新发展模式;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良性互动;保护生态居首,实现可持续发展。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影响机理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适应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工自身的市民化能力不足是制约当前市民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将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城市进入、城市生存和城市融合。通过研究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机理,提出新时代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会造成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吗——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以2000-2012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实证计量模型,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评价指标对安徽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作用,结果发现: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提高人口城镇化速度,改善城镇化发展失衡的局面;银行对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的信贷支持能够促进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政府对银行信贷资金的占有会导致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对农村的金融抑制不利于城镇化发展失衡问题的改善。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 on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exports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Using prefecture city‐level panel data covering China's 262 prefecture cities for the period 2004–2013 and employing a dynamic panel 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model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techniques, our study finds that FDI and exports have, on average, playe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ole in China's urbanization. However, the impacts of FDI and exports on urbanization vary across regions. FDI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urbanization in the coastal region but has no impact on urbanization in the inland region. Exports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urbanization in both the coastal and inland regions, but the effect is much larger in the coastal region than in the inland region. The results imply that further attracting FDI inflows and promoting exports will contribute to China's urbaniz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inland region.     

政府推动的就近城镇化能够消除工资歧视吗

随着大中城市城镇化空间的逐渐饱和以及农民工回流现象的出现,就近城镇化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模式。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研究政府推动的就近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发现:政府通过征地、户口改革方式推动的就近城镇化并不能够消除工资歧视,实现就近城镇化的农村劳动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工资水平仍然低于城镇本地职工,这一结论在纠正自选择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城镇劳动力市场针对实现就近城镇化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方面的歧视与隔离已不明显,同工不同酬成为实现就近城镇化者面临的主要歧视形式,而城乡劳动力之间教育回报率的差异是导致同工不同酬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讨论发现,就近城镇化对于农村劳动力参保城镇职工保险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自我雇佣的就业形式则有助于打破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歧视。文章拓展研究了就近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为政府进一步推进以县域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就近城镇化提供了研究参考。未来应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异,加强农村劳动力"同工同酬"的保护力度,稳步推进农村劳动力的就近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