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城市化水平测度及相关探讨

文章通过由人口、经济、社会和居住环境因素因子所构成综合指数,科学合理地对上海市郊区城市化整体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对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深入、准确地揭示了目前上海郊区城市化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明确促进城市化发展应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研究——以广西为例

文章在综合考虑城市化内涵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特征基础上,从人口、经济、景观、生活方式、环境质等五个方面构建了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引入因子分析方法,以广西为例对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通聚类分析将广西城市化综合水平划分为四个水平梯度类型,城市化综合水平域差异明显.     

武汉市城市化水平分析

城市化水平是城市化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和度量指标,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城市人口比重占总人口比重来测度城市化水平,应该说,这种方法在单指标方法中是最科学的,在有些资料不够健全的地区也是可行的,但它也同样存在着诸多弊端和局限性,如城市人口难以包容城市化的全部内涵,难以反映城市化“质”的问题等。如果仅用人口这一指标来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反映出实际的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质量,文章从人口、经济、市政设施和社会四个方面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2006年、2010年和2014年武汉市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从时间维度上进行了动态分析。     

单项指标测度城市化水平的比较研究——以苏州市和徐州市为例

城市化是当今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现象之一,所谓的城市化就是指区域城市发展的程度,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斯蒂格利茨认为新世纪中国将面临三大挑战,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城市化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化指标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尤其对单一指标在测度城市化时,能否完全代表城市化的水平;单一指标在不同区域测度城市化时,是否只是代表该项指标的城市化水平;当选取多指标测度时,所反映出的城市化水平是否大体一致;城市化的速率是否在不同指标间也是一致的,是否存在相关性？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也只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     

浙江省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差异分析

单一的人口测度城市化水平,只是表示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数量过程,难以涵盖城市化的各个方面。文章通过主成分分析,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化综合水平进行测度,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对11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评价并排序,结果为:杭州、宁波城市化水平较高,而丽水、湖州和衢州三地较低。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对城市化水平进行系统聚类,将各个地级市划分为城市化水平较高、中等、较低与很低四个类别。     

青海省城镇化水平测度与评价

通过综合考虑城市化内涵,从人口、经济、生活方式等三个方面构建了青海省城镇化综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对青海省1990-2012年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青海省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但是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市民城镇化进程不协调等因素,影响了青海省城镇化的速度与质量.     

辽宁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本文以辽宁省为例,在对城市化综合水平与生态环境综合质量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模型,对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动态计量分析。研究显示：辽宁省城市化综合水平逐步提高,而辽宁省生态环境综合质量及其分量则呈现出各自变化特征。     

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以上海大都市圈为例

城市化质量是以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为基础,以人口非农业化转移和城市空间领域不断扩大为外在表现形式,通过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和满足人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求的程度.通过对城市化质量内涵的分析,构建了以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生态发展质量以及城乡协调发展质量为一级指标的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并对上海大都市圈7个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进行分析测度,发现上海大都市圈内部城市化质量差异较大,社会发展质量已经成为制约各城市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由于历史文化渊源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城乡协调发展质量较高.未来,上海大都市圈要加大对社会民生与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提升都市圈社会发展质量;积极推动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畅通区域大循环;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加强各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     

我国三大都市圈发展比较研究

<正> 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已进入规模化时期。就我国现阶段城市群的数量及分布,代合治先生在《中国城市群的界定及其分布研究》中,在对我国125个城市行政区的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现有城市群17个。其中特大型城市群1个即沪宁杭城市群。大城市群4个:京津唐、辽中南、山东半岛和鲁中南、     

观点集萃

城市化转型应从追求速度向质量转变我国过去城市化进程呈现缺乏质量、不协调和不完全城市化的特点。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凸显,社会矛盾加剧。     

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基于2003-2014年31个省市的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镇化协调程度三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4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2003-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与效率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省域之间城镇化质量差距明显,省域内部城镇化质量各要素发展不均衡;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征;城镇化率不能反映城镇化发展质量。根据测算结果,我国各省域整体城镇化率和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呈现“高—高”、“低—高”、“低—低”和“高—低”四种类型,其自身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指数之间的协调程度分为质量滞后、协调和质量超前3种类型,这与区域间人口迁移流动规律密切相关。根据城镇化质量不均衡状况,文章提出“高—高”型区域关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低—高”型区域重点在体制机制创新、“低—低”型区域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高—低”型区域关注城镇化的社会、生态效应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研究

城市群作为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单元,细化研究尺度对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具有更科学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理解,从城镇建设水平、城镇化推进效率、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从县域尺度对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第一,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各维度发展不平衡;第二,城镇化质量表现出武汉市"一城独大"的特征,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区域差距大;第三,城镇化率与城镇化质量表现出较好的同步性,但半数以上的县域城市处于"低城镇化率-低城镇化质量"阶段,同步性高但发展水平低是现阶段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的主要特征。     

转型发展视角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评价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高新技术企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生力军,对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转型发展视角,通过构建企业及地区性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对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效益、创新效率进行分析,并结合因子分析法对企业创新模式进行分类。运用三阶段DEA法对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地区性创新绩效进行评价分析。结果发现,山西省多数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源配置水平不高;各企业创新超效率值集中分布在低数值区域;低效率型企业占绝大多数;山西省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效率值呈虚高状态。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为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云南省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算

云南作为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大省，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促进云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构建云南省农业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研究区2011—2021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揭示云南省农业绿色发展的趋势特征与地区差异。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质量高效设置为测量评估云南省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4个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设立了13个二级指标，通过数据收集、整理并分析了云南省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云南省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以曲靖市、楚雄州、文山州、大理州为代表的地州市农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处于领先水平，德宏州、迪庆州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相对靠后，后续发展空间较大；一级指标中质量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三个方面得分相对较高，生态保育得分相对较低。据此，建议云南省下一步应该把重点放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来，从政府政策、环境治理和绿色标准制定三个方面着手考虑发展对策形成合力促进云南省农业绿色更好发展。     

广东省市域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格局及其对策研究

通过构建评价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数据，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广东省市域城市化与服务业的综合发展指数、协调度、发展度及协调发展度。通过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珠三角整体水平最高，粤东优于粤北，粤西最低。协调发展程度的不同，阻碍发展的因素存在不同。协调水平以广深两市遥遥领先其他地市，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差异大。最后基于广东省21个地市所属协调发展类型提出广东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陕西省营商环境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吸引各类经济要素、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软实力。从营商环境的内涵出发,构建陕西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组合赋权的TOPSIS法测算营商环境发展指数,并用Dagum基尼系数对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陕西省营商环境处于不完善水平，优化市场环境是提升营商环境的主要因素；2015—2020年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逐年提高,呈“中间高、两端低”的发展格局；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现象,其中,地区间差距贡献率最大。因此,要充分考虑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的区域差异,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化的发展路径,促进地级市协调发展，提升陕西省各地级市的营商环境。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众创空间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众创空间作为服务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驱动了创新发展,是实现创新要素集聚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对于推动山西省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分析众创空间生态系统的层次结构,并从管理服务、集聚资源、环境支撑、创新产出4个维度构建众创空间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山西省众创空间整体以及各维度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发现,山西省众创空间整体发展质量处于中上等水平,其发展对于各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集聚资源和创新产出能力所占权重最大,其得分却低于整体发展水平,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最主要短板。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为全国众创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与障碍因素诊断

基于新发展理念，在界定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复合指标测度法建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指数对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时空差异分析，并建立障碍度模型对其进行障碍因素诊断。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时间维度上的波动性，但整体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在空间维度上，各省市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差距有缩小趋势。另外，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在协调和共享方面受到的障碍较大，有待实行专项措施，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综合发展质量     

广西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及时空差异研究

在分析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高质量、创新高质量、协调高质量、绿色高质量、开放高质量、共享高质量六个方面构建了包括30个指标的广西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综合计算2008年—2017年广西14个地级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分值以及10年的平均分值;从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两个角度对比分析广西的高质量发展状况,综合分析表明,南宁市、桂林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柳州市、崇左市、钦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玉林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中等,贵港市、梧州市、河池市、贺州市、百色市、来宾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一般;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对14个地级市提出相应的高质量发展建议。     

山西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三农”问题及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紧密围绕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从五个维度建立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18年山西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乡村振兴综合得分的横向比较，梳理山西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和薄弱环节，补齐发展短板，为山西对标国内先进、推进乡村振兴进程提供量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