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地级市经验数据研究

基于SYS-GMM估计方法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交互项方法探究了不同区域要素市场扭曲对不同企业特征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宏微观差异。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抑制作用,且是通过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中介效应渠道实现的;在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效应中,企业规模较大、具有非国有企业性质、企业创新能力高及资本集聚程度较低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的冲抵效应;而企业异质性特征在各区域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或增加效应因资源禀赋差异表现不尽相同;企业规模和创新能力的冲抵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较强,资本集聚程度的增加效应则在中部地区表现较强。     

中美贸易摩擦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爆发这一外生事件,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检验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微观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个角度抑制了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此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不变。机制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学习效应、融资约束以及风险承担三个路径来降低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非国有企业、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企业以及拥有海外营业收入企业的创新水平有更显著的抑制作用。然而,企业自身的高生产率与高市场势力以及政府产业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有效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对受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负面冲击。本文的研究结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中美竞合博弈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企业生产率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测算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有益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显著存在。另外,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资本密集度、贸易方式以及产品多样性等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发现,国有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的生产率效应最高,外资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低;高资本密集度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要高于低资本密集度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多元化的产品策略更有利于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率。     

双层股权结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融资约束调节作用的研究视角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价和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每个企业都会面临程度不一的融资约束,探讨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双层股权结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使用2010—2020年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数据探究双层股权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相比于单层股权结构企业,采用双层股权结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更高,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企业发展质量高。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在高融资约束条件下,双层股权结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     

我国反倾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以2012年化工行业对外反倾销为例

以2012年化工行业对外反倾销案为研究对象,运用233家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年报数据,实证检验中国主动反倾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短期内显著提升被保护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提升通过"纯技术效率-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对此,从宏观和微观两层次分析对外反倾销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过程,构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以政府、行业和企业为主体的中国反倾销发起机制。     

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评估了政府补贴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微观效应,在不同全要素生产率区间中存在着政府补贴的最优实施范围,适度额度的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最优额度之外的补贴却抑制了企业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贸易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

随着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发展,生产性服务已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主体内容。本文以生产性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从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微观机制出发,采用1997年到2014年的相关数据,建立相关计量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进口与国内研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     

城市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与“筛选效应”

本文主要关注城市房价对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个体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重点分析城市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与"倒逼效应"。利用230个地级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检验了房价对城市整体以及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高房价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挤占效应"和"资源错配效应"。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使房价快速增长城市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会较高。如果对留存企业的"倒逼效应"难以抵消房价上涨带来的效率损失时,房价快速上涨累积形成的高房价与工业企业生产率之间会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服务业企业的"锁定效应"与生产率的"侵蚀效应",使房价快速上涨及高房价城市中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整体生产率水平较低。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以上研究结论。     

信息化冲击、交易成本与企业TFP——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建设一般伴随着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意外”提升。本文将中国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信息化冲击的自然实验,构建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和上市公司匹配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三重差分法(DDD)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论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信息化冲击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资本密集度更高、规模更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国有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对于非交易行业,交易行业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明显。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

本文利用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的相关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并构建误差修正模型,较为清晰地说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在华直接投资所引致并扩大,这种引致过程主要通过美在华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返销美国造成。实质上体现了国际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会作为投资贸易一体化趋势下的全球各国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现象而长期存在。同时,这种贸易不平衡局面会在中国经济各方面快速发展的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中趋于平衡。     

Entry to foreign marke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a matched sample of Turkish manufacturing firms

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ing activities of firms on creating productivity gains in Turkey by using a recent firm-level data set over the period 2003–2010. We establish treatment models and investigate th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 of firms through trade by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echniques together with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stimates. Three different groups of treatment are constructed: (1) firms that are involved only with import activities, (2) firms that are involved only with export activities and (3) firms that are involved with both export and import activit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uggest that both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LP) of firms. Importing is found to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productivity of firms compared to exporting. Further, two-way trade is found to have more significant effects than those of one-way trade on firm productivity. Finally,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greater impact on LP rather than TFP of firms.     

惩罚性关税的多重效应研究——基于GTAP模型的中美光伏产品贸易摩擦分析

本文通过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输美的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所引起的贸易摩擦案件的研究,利用GTAP模型就美国该贸易保护措施对我国光伏产业及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惩罚性关税具有多重经济效应,不仅对中美两国光伏业的生产、中国光伏业的对外出口和贸易平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冲击,对中国和世界的总福利效益也有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本文针对GTAP的模拟结果,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中国光伏产业的应对策略与贸易政策建议。     

贸易环境变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前沿综述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新挑战成为重大课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无疑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剂",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业的赶超态势,但其负面影响也在逐步显现。中国依托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转变制造业贸易方式、推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主动整合资源和加速制造业服务化,是中国制造业应对贸易摩擦和提高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典型事件",并基于客观数据分析其影响;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拓展,系统跟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的现实影响;适应环境变化,关注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创新链的策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CAFTA建立后的贸易转移效应、贸易条件效应以及CAFTA与ARF(东盟地区论坛)的冲突效应。首先,CAFAT的建立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对美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其次,CAFTA建立后,东盟对美国的贸易意愿逐步减弱,美国对东盟的贸易条件恶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最后,CAFTA的建立与ARF产生了冲突效应,导致美国做出了一系列在政治、经济上重返东南亚的举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     

Import Churning and Export Performance of Multi‐product Firm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 of churning in the imported varieties of capital and intermediate inputs on firm export scope and productivity. Using detailed data on imports and exports at the firm‐product‐market level, we document substantial churning in both imports and exports for Slovenian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period 1994–2008. On average, a firm changes about one‐quarter of imported and exported product‐markets every year, while gross churning in terms of added and dropped product‐markets is almost three times higher. A substantial share of this product churning is due to simultaneous imports and exports of firms in identical varieties within the same CN‐8 product code (so called pass‐on‐trade). We find that churning in imported varieties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reduction in tariffs or declines in import prices for firms’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increased export product scope. We also find gross churning has a bigger impact on firm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 by a factor of more than 10 in comparison with net churning. Both adding and dropping of imported input varieties thus seem to be of utmost importance for firms aiming to optimise their input mix towards their most valuable inputs. These effects are further enhanced when excluding simultaneous trade in identical varieties, suggesting that pass‐on‐trade has less favourable effects on firms’ long‐run performance than regular trade.     

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长期以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美欧"这一典型的三角贸易模式是两岸经贸合作的主要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两岸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经贸联系。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台湾当局"去中国化"经贸政策的影响下,两岸经贸合作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困难有所增加。为规避中美贸易摩擦的消极影响,两岸经贸合作态势也出现相应调整。一是两岸贸易出现了明显的替代和转移效应;二是部分台商加快调整全球产业布局;三是两岸高科技产业合作步伐放缓。鉴于中美贸易摩擦前景尚不明朗,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也值得持续关注。     

中美农产品贸易收益核算及贸易摩擦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生产分割的背景下,海关统计数据由于包含大量重复计算的成分,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某部门的贸易收益情况。文章通过构建跨国投入产出模型,定义增加值出口为衡量双边贸易收益的指标,从增加值出口变化趋势、行业分布情况及贸易收益的实现方式,分别剖析2000~2014年中美两国农产品各部门的增加值出口情况。发现中美农产品双边贸易的盈余方实为中国,农产品行业的大量增加值隐藏在本国的其他部门中出口。中国市场对美国农业经济的拉动作用在提升,两国农产品行业实现收益的方式不同,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附加值含量低的粗加工中间品出口。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紧密,对第三国市场的依赖不断下降,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农产品行业的收益都将造成较大的冲击。     

碳关税征收对双边贸易的预期影响——基于中美两个碳经济大国的微观分析方法

文章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基于中美两个碳经济大国的视角分析了碳关税的征收对双边贸易的预期影响。分析结果为:美国征收碳关税,短期内会由于美国进口需求减少和其他不被施加碳关税国家的价格优势导致中国出口量下降;长期中出口商需要提高价格来补偿技术投入的支出,国际价格上涨将进一步导致需求降低,贸易量减少;同时碳关税征收将导致出口国贸易条件恶化,社会福利损失;而进口国可能由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在短期内获得收益。     

贸易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的冲击及应对策略研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视角

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向,围绕当前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进行研究。回顾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问题,聚焦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向,分析中国企业受中美贸易摩擦总体影响情况。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贸易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有关税增加、企业经营成本激增、配套制造业产业链受到牵连以及中美产业集群发展失衡等。在此基础上,从企业、政府以及银行三方的角度,强调"政企银"打好组合拳,多向发力,共同协助中国企业顺利应对风险,帮助企业将中美贸易摩擦冲击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