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逻辑动因及推进机制研究

科研经费“包干制”对激发科研人员潜能、提升科研绩效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中国科研经费政策演变的基础上，采用政策分析法对比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模式，总结中国科研经费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究改革的逻辑动因，并从考核、激励、容错、审计监督、防控预警、多中心治理6个方面设计科研经费“包干制”推进机制，以期破除科研经费改革中面临的梗阻，优化科技资金配置，调动科研人员热情，释放科研人员潜能，提升科研绩效水平。     

内部控制视角下高校科研经费“包干制”管理探析

国家推进科研“放管服”工作以来,项目经费“包干制”的改革试点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且备受关注的举措,各地区都在积极开展和探索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的实施方法。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要求扩大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同时文件要求项目承担单位要动态监管经费使用并实时预警提醒,确保经费合理规范使用,高校面临法人主体责任和财务监管风险增大的双重压力。文章从内部控制角度分析了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实施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内部控制关键要素和管理提升的建议。     

高校科研经费“放管服”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国家在科技领域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积极性。但是高校在实施“放管服”政策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文章通过分析高校科研经费管理遇到的问题,并对如何完善科研经费管理提出了一些对策。     

科研自主权视域下科研评价改革研究

科研自主权在科研评价中居关键地位，但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科研自主权不同于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和学术主权，不能仅将其简单理解为学术自由、自主中的一项权利。科研自主权的实质是自由进行科学研究的权利，主体通过自由开展或放弃研究行为的方式行使科研自主权，同时受到相关法律关系的约束。当前，科研评价政策已部分规定了科研自主权，但在同行评议机制、代表作制度、自主获得成果的知识产权、科研经费自主使用、科研自主权限制条件和权利救济途径等方面仍存在问题。改革科研评价应当将科研自主权纳入评价标准，科研评价中行政权力的运行应建立在保护科研人员科研自主权的基础上，而科研人员科研自主权行使准则及其限制条件需要有明确的规定。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与收益分配激励效应的三角验证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首先运用DEA-Malmquist指数评价模型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各高校政策激励后期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前期有显著提高。为解析当前高校成果转化政策体系中，收益分配政策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实施基于文本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的三角验证研究策略。通过整合研判与溯因研究发现，以科研人员为主要激励对象的收益分配政策，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效应较弱，根源在于激励环节与转化流程不对应、激励主体与转化主体不匹配以及激励回馈与激励风险不对称3个方面。     

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是否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兼论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结构的技术互补效应

本文根据2011年科技部启动实施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来设计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6年中国城市层面的独特数据，实证考察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对所在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且经过系列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基准结论依然成立。政策差异化视角的研究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激励效应明显弱于试点建设政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集群政策通过政策效应、协同集聚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三种机制影响城市创新。进一步讨论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对国家高新区制度设计及产业政策体系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与收益分配激励效应的三角验证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首先运用DEA-Malmquist指数评价模型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各高校政策激励后期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前期有显著提高。为解析当前高校成果转化政策体系中，收益分配政策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实施基于文本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的三角验证研究策略。通过整合研判与溯因研究发现，以科研人员为主要激励对象的收益分配政策，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效应较弱，根源在于激励环节与转化流程不对应、激励主体与转化主体不匹配以及激励回馈与激励风险不对称3个方面。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阐明了一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投资活动的已有结论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上市公司R&D投入和专利申请量。此外,这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活动的关系受政府补贴、金融约束、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等因素影响。这些发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相吻合。     

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广东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科技创新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政府在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以求持续激励企业参与创新活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广东省2005-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计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地级市政府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科技政策力度越大,越能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科技政策的激励作用主要通过研发强度这一中介变量产生;科技政策不仅能促进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同时也会导致企业的实质性创新行为;直接激励类型的政策对企业创新并无显著影响,而营造创新氛围的间接激励类型政策则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激励对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Public Fun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ypical European system for public funding of parties, where parties receive public funds depending on their vote share. These funds finance electoral campaigns. It is shown that such a funding system increases policy convergence. The effect is larger, the more funding depends on vote shares. If the parties have access to other means of campaign finance given in a lump‐sum way, the effect is moderated.     

面向企业创新创业的政策工具效果研究

企业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落实的重要载体。在对国家及地方一系列“双创”政策文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筛选与企业创新创业密切联系的8个主要政策工具,通过278家企业有效调查问卷及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三权”改革、发展科技服务业、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和高新技术企业扶持等政策工具效果显著,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各类“双创”孵化平台和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等政策工具效果不明显,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创新创业呈现负相关关系。分析了引致不同“双创”政策工具效果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哈萨克斯坦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及演变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991年独立以来,通过实施各项改革措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猛,建立起了国家新型科技管理体系,创新体系建设亦日趋完善。哈萨克斯坦教科部科学委员会下设5个学科科学委员会,统一管理其科教优先发展领域,确定科研经费、资助拨款方式及额度;哈萨克斯坦将国家创新体系视为系统工程,保证其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参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创新始终服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其创新政策的制定与国家总体发展方向相一致。哈萨克斯坦科教管理体系与创新体系相辅相成,助推其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值得借鉴。     

面向科技智库的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构建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是科技智库的核心职责之一，科技创新政策监测是开展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的基本工具和手段，但目前针对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的系统研究却不多。针对科技创新政策研究需求，创新性地以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科技创新政策监测对象的范畴、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的主要方法、科技创新政策智能监测的系统功能、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的产品设计，可为相关科技智库机构开展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提供一套具备操作性的研究模式，为后续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面向科技智库的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构建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是科技智库的核心职责之一，科技创新政策监测是开展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的基本工具和手段，但目前针对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的系统研究却不多。针对科技创新政策研究需求，创新性地以科技创新政策监测体系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科技创新政策监测对象的范畴、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的主要方法、科技创新政策智能监测的系统功能、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的产品设计，可为相关科技智库机构开展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提供一套具备操作性的研究模式，为后续科技创新政策监测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科技体制改革对省级创新体系绩效的影响——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

2015年我国开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关于这种实验主义创新治理能否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其对中国特色创新体系建设的推动效果如何,目前鲜有文献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基于2011—2019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运用分组分析法考察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科技体制改革对知识创新体系中高校与研发机构相互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了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对高校、研发机构等知识创新体系创新绩效提升的拉动作用;高校和研发机构等知识创新体系主体供给侧投入增加,未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产生促进作用;高校、研发机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边际产出低于企业。     

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供给成为促进创新活动开展的关键动因。匹配度检测与评估是科技创新政策管理的保障措施,是基于证据的科技创新政策调整依据。运用供需匹配理论,引入政策供需主体共同作用对象——科技创新政策,构建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架构。以2014年9月至2017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财务部、科技部发布的82份科技创新政策文件,以及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管理人员的调研结果为依托,实证研究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供需错位问题。结果表明：在供需匹配理论模型中引入调节变量——科技创新政策,可以研究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状况;在供给导向性政策和环境导向性政策方面,科研院所、企业与政策供给主体的匹配度相对较低。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效应

以广东、安徽和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合成粤皖川、合成广东、合成安徽、合成四川,通过对比真实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实际值与合成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反事实估计值,探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试验区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效应和个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试验区省份科技成果转化,其中,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广东、四川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效应不显著;政策效应在政策实施当年即已显现,两年后明显增强;科技经费投入、经济规模、技术成熟度、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