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能否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新契机。文章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采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微观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贸易便利化类别来看,沿线国家口岸及物流效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最大,其次为规制环境、金融及电子商务、海关及边境管理;从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地区与出口决策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高依赖度企业、内陆地区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更大;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产生的出口扩张效应、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是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     

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影响渠道的分析

通过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测算出企业进口产品的质量,分析进口产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影响渠道,结果显示:企业进口高质量的资本品、中间品以及消费品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能够通过加剧行业竞争,促进企业提升生产率,提高竞争力;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不同,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为正,中间品为负;中间品技术创新效应为负的原因是加工贸易中的来料加工占据中国中间品进口的大部分且其技术创新效应为负。     

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与生产技术革新

科学刻画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能为制定科学进口国外中间品和提升生产技术革新速度方面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以剖析上述效应为目标的多维细致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制造型和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进口约2.5倍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能最大化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这一结论在多层面检验中均稳健成立。其次,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处于倒U型顶点的左侧正效应区间。对于动态比较优势持续提升的中国而言,在处理好“卡脖子”风险的基础上,可适度提升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以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最后,倒U型效应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多维外部冲击均无法撼动倒U型效应。为此,倒U型效应可谓协调中间品进口和生产技术革新间关系的“铁律”。     

最低工资与进口中间品质量

文章以中国2004年实施《最低工资规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识别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低工资政策可以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两个渠道提高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水平;最低工资政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会受到地区人口禀赋和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得出,对于持续进口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政策主要影响了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变动的组内效应、组间效应和进入效应。文章的结论为中国政府如何将提高进口的“质”与保障民生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中间品进口多元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主要从中间品进口多元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和提升机制。理论上,进口中间品多元化可以通过边际成本、固定成本等渠道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并受限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实证方面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从所有制分布看,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最高,私营企业最低,外资企业居中;平均看,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这一提升作用仅限于外资企业、源自OECD国家的中间品和2004-2006年样本;对于本土企业、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中间品和2000-2003年样本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一是企业与进口中间品匹配的吸收能力较差,二是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的边际成本效应弱于固定成本效应。     

进口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的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使用2000-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同期印度关税为工具变量,处理进口自由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最终品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有抑制作用,且受到行业技术分布和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行业垄断性越高,技术分布越小,最终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性就越小;中间品进口自由化则通过成本效应、市场扩大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研发互补效应和研发替代效应五种路径机制总体促进了企业创新;资本品进口自由化促进了企业创新,但从高收入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对企业创新有替代效应。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进口对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供应链的视角

本文基于OECD-ICIO全球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库，在测算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和供应链上下游传导渠道的基础上，采用长差分模型研究了进口与工资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对劳动者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中间品进口通过供应链下游传导渠道对工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进口通过供应链上游传导渠道仅对低技能劳动者工资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对工资的负向冲击主要影响了低技能劳动者，使该类劳动者的工资下降更快。中间品进口的供应链下游传导渠道主要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效应提升了工资水平，特别是通过促进非技术前沿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增加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带来了该类劳动者工资的更快上升。中间品进口的下游传导渠道缓解了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和上游传导渠道对低技能劳动者工资的负向影响。本研究为促进供应链上劳动者工资均衡增长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进口产品异质性的新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统计库合并数据,全面系统地评估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产品质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是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三个可能的渠道,其中产品质量效应起主导作用。进一步地,产品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尤其是从G7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有限;第二,零配件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最强,其次是加工型中间品,而初级型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进口关联化、多样化与高度化的多维视角

本文基于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分析中间品进口的关联化、多样化和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呈现产品种类扩大、关联度加深及内嵌技术升级的特征,中间品进口关联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倒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正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关联化正向调节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对处于东部沿海省份及高生产率企业而言,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得到强化。在实施扩大进口战略中,不仅要利用不同形式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还需注重进口产品关联化的调节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的创新效应。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排”不掉的“他”：企业赞助溢出效应研究

通过排他条款保护赞助权益是赞助商最为关注的问题,但是排他条款难以实现赞助商独占赞助权益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文章在赞助研究领域引入溢出效应理论,研究企业赞助对竞争品牌溢出效应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品牌进行赞助时,可能产生溢出效应,改变消费者对竞争品牌的评价;同时,与事件质量较低时相比,事件质量较高时,赞助事件质量对竞争品牌的溢出效应更大;另外,与赞助企业代表性较高时相比,赞助企业代表性较低时,赞助事件质量对竞争品牌产生的溢出效应影响更大。文章从溢出效应的角度拓展了企业赞助理论,回答了排他条款难以“排他”的理论机理,对企业开展赞助营销实践具有理论借鉴。     

异质性GIC治理及其“鱼/渔”效应——基于mvQCA方法的本土制造企业实证

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是本土制造企业创新战略的必由之路。突破全球价值链研究的范式局限，文章基于全球创新链新范式、从“异质性”假设和二元关系视角，揭示“技术范式、技术差距和权力地位”等不同情境下，“解构类型、分工模式和空间结构”不同的异质性全球创新链治理，对本土制造企业技术能力溢出（“鱼”效应）和创新能力溢出（“渔”效应）的显著差异。采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方法，对80个异质性全球创新链治理二元关系样本，进行组态视角复杂路径构型分析，揭示了全球创新链治理的异质性维度和所处情境特征影响“鱼/渔”效应的交互与匹配机制。研究结论对探索全球创新链研究新范式以及本土制造企业融入全球创新链的战略与策略决策具有启示意义。     

小微企业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立足于小微企业贸易机会不断增加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等中国情景,采用CMES数据从小微企业层面考察进口对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小微企业进口对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被小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获取。小微企业进口的创新效应主要体现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自主研发的促进作用,对技术引进的影响则不显著;中间品进口有助于企业形成新产品或新技术产出,而最终品进口有助于企业形成产品和技术外的其他方面创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方法进行的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小微企业进口通过创新意识的提升与创新资源的改善正向影响企业创新。     

资本市场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

文章运用2007-2016年A股制造业公司的年度数据，研究股票市场错误定价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错误定价影响企业创新的两种渠道中，直接的“迎合渠道”和间接的“融资渠道”均在我国存在，且以“迎合渠道”为主。文章发现的意义在于，在一定条件下高股价可能会促进企业创新，监管者可以利用股票市场高估的区间，促进企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基于供应链视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实现我国经济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立足供应链与“双循环”之间的逻辑关系,深度揭示供应链促进“双循环”的形成机理,即通过锻造供应链的韧性,提升供应链的柔性,促进国内大循环;通过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自主可控能力,实现“双循环”的互促协调;通过提高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优化国内大循环的质量,疏通国际经济循环的堵点,进而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基于供应链的新视角,通过供应链跨境协同将由需求侧、供给侧、供应链本身的结构优化与机制创新所形成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机结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套、互促协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完整理论框架。最后,基于供应链视域提出助力“双循环”实现的具体路径。     

产业政策扶持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五年规划”变更的自然实验

以产业政策“五年规划”的变更构建双重差分与中介效应检验，分析了政策扶持对企业“主观投资意愿”和“客观投资机会”的双重影响，以及在两种影响的共振作用下，如何进一步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微观逻辑。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扶持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一方面，产业政策扶持不仅会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升企业投资意愿，还会通过庇护效应提高企业风险容忍度、强化风险承担，从而进一步提升“主观投资意愿”。另一方面，政策扶持引发投资潮涌会恶化市场竞争、政策前瞻性及其社会价值性，又对企业短期经济价值产生抑制，从而导致企业“客观投资机会”下滑。最终，企业在客观投资不确定性加剧而主观投资意愿上升的共振作用下选择转向具有替代性的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方面，主业投资机会、主业经营收益率和主业经营风险越高的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的意愿更弱，说明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更像是锦上添花，而非根本上的“脱实向虚”。     

金融发展、腐败行为与企业家“双创”精神——基于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视角

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引入Hansen门限模型考察了腐败行为与企业家“双创”精神之间的金融发展门限效应。结果表明：腐败行为发生对企业家“双创”精神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存在金融发展的门限特征。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腐败行为对企业家“双创”精神的负效应将不断衰减。从企业家“双创”精神的不同视角来看,创新精神比创业精神需要更高的金融发展门限值才能弱化腐败对其的负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创业精神的金融发展门限值较东部地区更高,而创新精神的金融发展门限值则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即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研究成果在充实企业家“双创”精神研究文献的同时,也为进一步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与提高金融水平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优惠原产地规则如何影响本土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以优惠原产地规则(PROOs)生效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多期连续型双重差分,深入考察PROOs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PROOs具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但促进效应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影响机制研究表明,PROOs具有中间品竞争效应和市场筛选效应两种正向机制,同时还具有贸易成本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两种负向机制。总体而言,PROOs能够通过增加从成员方进口的中间品种类和提高从成员方进口的中间品质量来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深度和垂直深度提高有利于发挥PROOs的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PROOs对从发达成员方进口中间品和产品出口到成员方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创新促进效应。本文的研究为科学评估PROOs政策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优化RTA框架内的PROOs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网络通达、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费用研究

鉴于“新基建”和“降成本”的现实背景，选取2000—2018年中国31个省级数据实证分析区域网络通达、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费用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区域交通网络通达与金融发展呈正相关，通信网络通达与金融发展呈负相关且通信网络硬件建设与金融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区域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费用呈负相关。在金融发展约束下，区域交通网络通达与企业融资费用呈负相关，通信网络通达对企业融资费用影响具有长短期不一致性，通信网络硬件建设短期内对企业融资具有挤出效应，通信网络软性使用长期对企业融资具有间接竞争加剧效应。网络通达下技术创新与企业融资费用呈负相关且存在倒U型关系。各地区推进新型基础建设投资和降成本中需注意“挤出效应”和“拐点效应”的长短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