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杠杆与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基于CCA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CCA模型为基础,对债务杠杆与系统性风险传染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债务杠杆攀升能够通过推升国民经济各部门风险水平,并使风险积聚于占据网络结构中心的金融部门,进而通过债务和股权两个渠道显著影响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传递。基于我国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国民经济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的大幅攀升,已显著推升我国系统性风险水平,而在国民经济部门间实施杠杆转移,通过大力发展企业股权融资改善企业融资结构等措施能有效提升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健性。     

人民币跨境流动与金融失衡——基于VAR和门限模型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0~2014年月度数据,从汇率波动、资本流动以及资产价格波动等渠道,利用 VAR 模型和门限模型研究人民币跨境流动对金融失衡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从冲击效应看,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金融失衡对汇率波动、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反应程度显著,其中,对资产价格的反应程度最强;人民币跨境流动程度和汇率波动程度对金融失衡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因此,为推动人民币跨境流动,应强调在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监管的基础上,加大稳定国内资产价格的力度,防范金融失衡。     

全球金融风险冲击下的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迅速上升，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多重风险叠加严重影响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采用面板局部投影法，考察风险冲击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发现杠杆率较高、金融市场摩擦较大、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的新兴经济体，会遭受更严重的负面冲击。基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小国开放DSGE模型，详细分析全球金融风险冲击影响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对于杠杆率较高和金融市场摩擦程度较大的新兴经济体，风险冲击会使企业风险溢价上升幅度更大，对经济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资本流动顺周期性较强的新兴经济体，风险冲击会显著抬高国家主权风险溢价，使国内基准利率上升，放大风险冲击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新兴经济体通过控制宏观杠杆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等手段，能够有效降低风险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     

全球金融冲击、网络关联性特征与银行跨境资本流入

为揭示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分析网络关联性特征对全球金融冲击负向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对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中产生“倒U型”调节作用。全球金融冲击会加剧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的区域化特征，进而影响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水平。面对全球金融冲击，各经济体实施的资本管制政策能够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政策的实施强度。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的变化，及时采取适度的监管措施，以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对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的思考

本文阐述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相背离的现状,指出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资产效益下降,文章最后指出要真正实现"去杠杆",一方面可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可通过债务重组,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减少债务存量。同时,辅以其他配套政策来"去杠杆"。     

对我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化的思考

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去杠杆化是必行措施之一.当前,我国各类非金融企业负债率持续攀升,财务负担加重,债务结构不合理,违约风险增加,同时,高杠杆率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有必要通过资本约束等手段对我国杠杆率进行调整,确保整体经济稳健运行.     

警惕公司财务困境引发新的全球风险

<正>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债务的迅速上升,并在发达国家金融条件收紧后,给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带来了风险。相关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要结合自身条件,做好防风险准备,以降低可能发生的损失,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非金融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迅速上升。其中,     

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如何通过计价货币影响银行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1999—2019年55个经济体以计价货币划分的银行跨境债权债务季度数据,考察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对以其货币计价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美欧英日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能够促进以其货币计价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渠道与机制检验表明：美欧英日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能够通过推动外币出口收入增加促进以其货币计价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另一方面,能够推动以其货币计价的存贷款业务从国内银行转向国外银行,促进银行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研究发现：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力度在不同计价货币、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均有差异。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提升能够缓解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对相应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结果为我国更好推动金融市场开放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地缘政治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TVP-SV-VAR模型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向短期跨境资本传导的主要渠道,并利用DY溢出指数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时变溢出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地缘政治风险溢出与证券投资、直接投资、其他投资等渠道下资本流动的关联。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时变的短期负向效应,并通过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渠道向我国资本市场传递溢出效应;当地缘摩擦加剧时,政治风险会基于市场互联不断传染放大,造成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等资本市场子市场的跨市场溢出。建议相关部门强化外部冲击的宏观审慎研判,持续完善外汇交易真实性审核和实需管理,从优化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和稳慎推进债券市场开放两方面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弹性和韧性。     

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如何影响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揭示了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机制,并以美国为外部经济代表,基于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一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主要来自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分类看,其他投资波动较大;方向上看,流入波动要大于流出波动。(2)利差、汇差、资产价差(股指变动差异和房价变动差异)是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汇差和资产价差对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尤甚。(3)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变动对资本流入的影响比对资本流出的影响更明显。(4)近年来,利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减弱,汇差和资产价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增强。结果说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要关注其他投资资本流动大幅波动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共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     

金融结构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关系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结构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9年非金融企业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金融结构指数增加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制度环境水平之间的异质性。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以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一些经验事实,提出四个假设,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指数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高储蓄率、高政府干预程度会抑制这种负相关关系,高制度环境水平会强化这种负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及增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降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作用。     

宏观审慎政策是否推动了企业去杠杆？——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依据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宏观审慎政策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适度从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受企业特征和地区金融结构异质性影响,非国有控股、规模较小、非过度负债状态企业及金融结构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影响企业杠杆率,其中非国有控股及小规模企业受影响更深。因此,应优化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杠杆率的调节方式,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结构性监管与跨部门监管,提高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基于国际经验的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设计

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的主要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单线控制模式、双线控制模式和多线控制模式。由于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核心传导机制和外围传导机制冲击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因此,中国应借鉴巴西、韩国等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的方式,在现有高频债务监测预警系统和市场预期调查系统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包括间接投资、直接投资、对外债务、外汇交易等四个子系统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形成以多线控制模式为主,单线控制模式和双线控制模式为辅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全面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产生。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研究

为对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进行综合性考察,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使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与GDP的比值及基于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指标,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情况,并分析了近年变化原因,提出了相关建议.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股价崩盘风险、杠杆转移和金融错配

伴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日臻完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之间替代性逐渐加强，如何优化债务结构，有效、稳健地去杠杆，成为防范金融风险、改善金融错配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2003～2020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股价崩盘风险指标，分析股价崩盘风险、杠杆转移和金融错配之间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股价长期稳定和长期剧烈波动均并不利于企业债务融资和资源配置效率，适当的股价波动能够缓解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无论是考虑股价崩盘风险，抑或是股权所有制、企业规模的异质性，适当地提高杠杆率有助于缓解金融错配程度；杠杆向低股价崩盘风险、低杠杆率企业转移能够有效改善金融配置效率。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脆弱性与政策应对

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触发点是跨境资本流动的突然趋势性逆转.本文分析了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脆弱性的原因和表现,对多个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境资本管理的经验进行了归纳总结,对我国管理跨境资本流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有效性

本文探讨了全球金融周期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提升国内金融体系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有效性。通过构建两期开放经济模型，本文得到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联动性的结论，并利用1997—2020年53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基于逆倾向得分回归检验了提出的假设。实证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少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波动并降低资产价格联动性，在制度质量和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外汇储备更多的经济体，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更好。此外，使用包含强度信息的LTV工具的估算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的边际影响逐渐下降。在稳步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以减轻外部冲击、维护金融稳定提供参考。     

征收金融资本税将是全球大趋势

新一轮跨境资本流人大潮,不仅将全面推动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被动升值,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还将加剧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矛盾,以及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影响各经济体国内宏观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