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三元边际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和工业企业的合并数据,通过构建企业运营资本投资敏感性指标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效应。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进入边际以及扩展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影响不大,企业融资约束与扩展边际存在典型的"U型"关系。金融发展程度的提升能够极大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制约效应;第二,从不同出口方式来看,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进入形成一定的抑制效应。在扩展边际方面,融资约束对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的高端出口能力产生极大的制约效应,而对一般贸易的出口能力影响不显著。此外,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补贴并未对出口决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并未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抑制效应。因此,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进程,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适时调整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规模与方向,可能会有利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融资约束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中国出口增长具有以集约边际为主的固化特征。为解释这一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滞后,给低效率的老产品出口企业提供了外部融资保护,有利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扩张。随着老产品出口企业的国际市场地位逐渐巩固,具有融资约束的潜在出口企业由于缺乏外部融资机会以支付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成本,被迫放弃或减少出口计划,导致中国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不足。进一步使用HS-6位码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本文发现融资约束确实具有促进集约边际扩张、不利于扩展边际增长的作用。然而,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性、政治体制等因素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二元边际调整的机制不完全相同,说明我国实现出口增长向扩展边际为主的调整难度依然较大。     

银行信贷、商业信用与企业出口

本文运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使用tobit模型考察了融资渠道异质性对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融资渠道差异会影响企业出口模式的选择,并且商业信用比银行信贷的影响更大。进一步,我们发现融资渠道差异对于企业总出口的影响也有相同的结论。另外,区分企业规模的结果显示,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间接出口影响显著;而大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直接出口影响显著。     

融资约束、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企业不同贸易方式的分析

文章在Melitz(2003)的基础上,将融资约束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而研究不同贸易方式中企业出口比重变化在融资约束和企业生产率上的差异和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出口比重提高有助于降低融资约束。(2)低生产率的企业以加工贸易的形式扩大出口,高生产率的企业会以一般贸易的形式扩大出口。实证研究采用海关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结果支持理论假设。中国出口企业主要通过出口比重的边际调整来最大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得失,因此若想通过"出口学习效应"更快成长,政府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即松解融资约束和转变出口增长方式。     

出口成本、信贷约束与企业出口

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将导致企业生产率的“自我选择”效应。如果存在出口信贷约束,信贷获取能力强的企业出口表现将优于信贷获取能力差的企业。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调查数据,实证发现信贷约束限制企业出口,银行营运资金贷款和固定投资贷款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营运资金贷款对扩大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作用都很明显,而固定投资贷款仅仅扩大出口扩展边际。此外,对于财务脆弱的企业,银行信贷的出口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方式选择

与直接出口相比,间接出口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但增加了出口的可变成本.本文首先在Melitz(2003)的理论框架下引入融资约束和多种出口模式,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大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间接出口模式,以节约出口固定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基于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本文发现:第一,融资约束的增加不仅增加了企业间接出口的可能性,也增加了间接出口规模;第二,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的企业而言,融资约束的增加对企业间接出口模式和间接出口规模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三,生产率对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不明显,但企业规模、经营时间、外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降低了间接出口的概率和规模.总之,融资约束的增加迫使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模式,以节约出口的固定成本,而这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环境管制如何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基于企业融资异质性视角

以地方环境立法政策的实施进行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事件分析法系统全面评估环境管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不仅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而且还明显提升了企业出口概率,并且这一促进作用随立法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强;进一步引入企业融资约束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发现,环境管制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出口,并且该效应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降低而不断增强;对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管制激励了企业(尤其是低融资约束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技术改进活动,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对企业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研究环境管制与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发现,环境管制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质量升级,并且这一作用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而增强。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孰因孰果——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即融资约束的缓解提升了企业出口绩效,同时出口又促进了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双向因果关系因企业所有制类型、规模及贸易模式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融资约束对民营、中小型及一般贸易型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大型及加工贸易型企业;而出口对民营、大型及一般贸易型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中小型及加工贸易型企业。     

金融危机是否对企业出口存在异质性冲击——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9年的出口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了融资约束视角下金融危机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不同类型企业出口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冲击;但从融资约束角度看,相对于国有和股份制企业以及大型企业而言,受到融资约束困扰的主要是出口企业中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等因素,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难的问题,而对国有和股份制企业以及大型企业的融资约束基本无影响。可见,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贸易方式、所有权结构与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

本文通过构建出口的多重边际分析框架识别中国出口增长的源泉。然后借助基于交易信息的出口商-产品-目标国-贸易方式的微观数据,研究中国企业出口的市场扩展边际和产品扩展边际,同时从所有权结构、贸易方式以及企业特征等维度解读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差异。研究发现:(1)贸易方式和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特征;(2)在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两种出口贸易方式下,各种纳入模型的因素对企业的出口边际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一致,但生产率和杠杆率对于一般出口和加工出口的作用方向相反;(3)国有控股的所有制性质抑制企业出口市场和产品线的拓展;(4)企业规模、年龄、融资能力等因素在不同贸易方式下对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方向不同。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针对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特征的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中国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与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贸易上游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融资约束是决定企业是否出口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分工日益细化、生产环节高度碎片化的新型生产网络中,中国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否受到普遍存在的融资约束影响呢?为回答这一问题,借鉴Antràs et al.(2012)行业上游度计算方法,测算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上游度,确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同时,从企业融资能力、行业融资需求和地区金融发展构建融资约束指标,并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确实影响了出口企业的分工方式,限制了企业利用国内资源延长国内生产链条的努力;在企业整体存在金融抑制的情况下,商业信用对企业生产活动的融资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促进了企业分工地位的提高;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国内生产环节的制约主要体现在长期资金方面,即通过限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进而使用进口中间品代替国内生产产品。     

续贷限制与出口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

探讨续贷限制对于出口企业的影响,对于全面认识融资约束的微观经济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此,文章立足2007年续贷标准改变这一政策事实,基于中国2000-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就续贷限制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展开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续贷限制不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提升,对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发明类专利申请数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第二,这种抑制作用对不同企业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续贷标准紧缩对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会因出口企业规模、所处行业、生产率水平以及要素密集度不同而有所差异。续贷限制对大规模出口企业、制造业出口企业、高生产率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文章的研究拓展了融资约束对于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认识。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员工收入增长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对工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是经济学领域一个极为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在构建两种融资约束指标的基础上,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了不同出口状态和所有制类型企业间融资约束对其员工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通过生产率和就业规模的传导机制显著降低了员工收入水平,并抑制员工收入增长,且考虑变量内生性问题和融资约束的不同度量均得到十分稳健的结果。但这种影响在出口与非出口、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表现并不一致,出口企业和非国有内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其员工收入增长,而非出口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则并不明显。因此,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金融市场改革,提升对中小型出口企业的信贷扶持力度,并扭转金融资源分配中的所有制歧视等方面改善劳动力收入水平,对当前着力推进的收入分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在理论分析和基本事实描述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等9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一国出口企业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扩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出口企业集约边际的扩张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而出口企业扩展边际对产业结构变动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这说明,积极推动现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有利于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于维持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率对民营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以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二元概念为切入点构建"区域制度环境差异与融资约束假说",选择2011-2012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制度环境、融资约束、生产率及出口倾向间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确实存在"生产率悖论",但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并非是导致"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将生产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发现"悖论"主要体现为"规模效率悖论";区域制度环境的改善强化生产率对于出口倾向影响;融资约束弱化了生产率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强融资约束是造成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根本原因。     

资本市场开放与中国上市公司出口边际——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先基于拓展的Chaney(2016)模型,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出口边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随后采用2007-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并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表征的资本市场开放,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扩展边际(出口倾向)和集约边际(出口规模);资本市场开放通过获取更多的外源流动性以减少融资约束,降低了上市公司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进而促进其出口边际;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促进出口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和资本密集型上市公司中尤为显著.     

地区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文章采用2002—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利用Tobit模型考察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融资约束和企业出口的DVAR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融资约束有利于企业提高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意识,加强研发和自主创新,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尤其在一般贸易企业中作用最为明显。(2)提高地区层面普遍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缓解企业进出口的成本压力,促进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3)外源融资约束,比起内源融资约束和商业信贷约束,对企业的竞争压力更大,更容易促进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融资约束与异质性企业出口前沿研究述评

融资约束与异质性企业出口是贸易金融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本文概括性解读了融资约束的成因、融资约束水平的测度、融资约束对异质性企业出口的影响机理与实证分析等多方面前沿研究进展,讨论存在的问题,并预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范式与方向。本文的贡献不仅对该领域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更是对中国深化贸易金融改革,实现贸易经济长期稳态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企业生态效率、融资约束异质性与出口模式选择——基于2013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

企业环境资源和财务资源承担着价值创造功能,而出口模式的选择是价值实现方式.本文从独立因素和协同效应两方面分析了企业生态效率、融资约束与出口模式选择的价值创造机理,并以2013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出口企业的生态效率越高或者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选择直接出口模式,反之则越倾向于间接出口模式.进一步地,企业生态效率与融资约束程度协同作用时对直接出口模式倾向的贡献大于它们各自发挥作用时的贡献之和,且良性协同性越强则这种协同效应越大;较高的生态效率与各种融资约束水平的协同效应随着融资约束由低到高而反向变化;如果生态效率较低,则不论融资约束如何,企业都更倾向于间接出口.这意味着,企业环境资源和财务资源的良性协同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其中生态效率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中国政府的出口政策应充分考虑企业的三种出口模式,并将支持企业的融资政策与其生态效率相结合,促进国际化战略及其价值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