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基于贸易二元边际的研究

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呈现波动性增长,金融危机更暴露了出口增长面临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利用2003-2009年HS-8位数贸易数据,文章分解了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结构,结果显示:无论从整体角度还是从具体技术类别角度,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均沿着集约边际实现,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在提高出口临界值时,扩展边际所占比重提升也较为有限.内部出口结构失衡以及扩展边际的有限发展,成为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在低技术水平上大幅度波动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应该努力实现从集约边际向扩展边际的转变,调整出口结构,以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边际

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中,从理论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边际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变量的扩展贸易引力模型,基于2002-2013年中国对95个出口市场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数据,利用OLS和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出口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扩展边际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固定贸易成本、多边阻力等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上述估计结果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边际的不同分解方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测算指标的估计依然稳健。     

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也日益紧密。本文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S-92版本的六分位农产品数据,结合企业异质性理论发现,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集约边际小于扩展边际,但集约边际的贡献率高于扩展边际的贡献率。实证结果表明:各变量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程度不同,贸易成本和进口国相对农业生产率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均为负,进口国的相对GDP、农业经济规模和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集约边际具有正向作用,而对扩展边际具有负向作用。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中国出口增长长期存在以集约边际为主的特征,本文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视角探寻其中的可能原因。理论模型显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越多,老产品出口零利润条件越低,新产品出口零利润条件越高,两方面共同作用是我国出口增长主要以老产品集约边际为主的原因之一。使用PPML方法对1995—2017年中国出口到209个国家的二元边际数据进行检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通过"低劳动力使用成本"直接激励作用,对老产品的集约边际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对新产品扩展边际出口有负面影响。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三元边际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和工业企业的合并数据,通过构建企业运营资本投资敏感性指标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效应。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进入边际以及扩展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影响不大,企业融资约束与扩展边际存在典型的"U型"关系。金融发展程度的提升能够极大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制约效应;第二,从不同出口方式来看,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进入形成一定的抑制效应。在扩展边际方面,融资约束对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的高端出口能力产生极大的制约效应,而对一般贸易的出口能力影响不显著。此外,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补贴并未对出口决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并未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抑制效应。因此,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进程,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适时调整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规模与方向,可能会有利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研究:“扩展边际”抑或“集约边际”

本文采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统计库的合并数据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出口的扩展边际和出口的集约边际,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间品进口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系数标准化发现,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分样本检验中,发现中间品进口来源国、贸易方式以及所有制类型会对促进作用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为中国出口贸易扩展主要源于集约边际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也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与转型提拱了参考依据。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基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视角

廉价劳动力一直都是中国加工贸易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但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迫使中国加工贸易加快转型。本文利用2002~2013年HS 6位编码微观贸易数据,并借鉴Amurgo-Pacheco和Pierola(2008)的分解方法,计算中国对17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通过Tobit模型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进出口国市场规模、贸易成本、劳动生产率、多边阻力及外部冲击等因素对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计算其边际效应,同时采用PPML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其后,将二元边际按不同技术水平产品细分做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主要影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对扩展边际虽有影响但其程度甚小,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一,中高技术出口产品二元边际受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低于中低技术出口产品。因此,中国发展加工贸易与实现转型升级的重点政策着力方向是从集约边际转向质量价格边际,增加产品技术内涵,同时着力加强扩展边际。     

减税与退税并举是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新动源吗

本文从产品层面增值税税率视角测度了“减税与退税并举”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强度，并采用2002—2013年匹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利用双向高维固定效应模型验证该政策对企业内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和出口目的国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与退税并举”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助推了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的扩张；随着产品距离的增加，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对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加强；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同样促进了产品出口目的国扩展边际的扩张。总的来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的新动源。     

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真的超过日本了吗——基于三元边际分解的实证分析

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高技术产品出口国,已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本文采用CEPII BACI hs92六位码产品贸易数据,测度了中日两国1995-2013年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分析了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仅仅在数量边际上超过了日本,价格边际抑或产品质量仅为日本的四成;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高速增长主要由集约边际推动,扩展边际贡献接近于零。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主要由价格边际拉动,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双双负增长;进口中间品与中国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负相关,与数量边际正相关,与日本三元边际总体负相关。目的市场经济规模与两国价格边际负相关。经济自由化程度与中国价格边际和日本扩展边际负相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价格边际正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维系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的政策建议。     

入世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

本文采用Hummels和Klenow(2005)的分解方法分析发现:2002~2010年中国出口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扩展边际贡献非常小,即使在金融危机前后,这一增长模式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且集约边际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数量边际,转变增长模式成为当务之急。利用22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面板数据进一步研究发现:目的地国家市场规模、多边阻力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出口集约边际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固定贸易成本是影响扩展边际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些结论为当前制定稳定出口增长政策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