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C市场感知风险维度影响购买行为的实证分析

在B2C子商务环境下，感知风险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研究文献资料、分析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数理统计的研究方法提出感知风险由社会、经济、隐私、时间、功能、健康、交付和售后风险8个维度组成。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利用SPSS17．0和AMOS7．0统计软件研究了感知风险各维度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和二者之间的结构关系。研究表明感知健康、感知功能、感知时间、感知交付、感知售后这五个独立风险对消费者购买行为有显著影响，而感知隐私、感知社会和感知经济风险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影响较小。     

风险冲击对山区农户贫困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广西、江西、湖北三省的农户调查

风险冲击是山区农户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基于广西、江西、湖北三省的574份山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DEMATEL方法,从健康、教育、市场、就业、消费、自然、政策七个维度考察风险冲击对山区农户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风险冲击对贫困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健康风险和市场风险在所有风险因素中处于中心位置,是影响山区农户贫困的关键因素。从不同贫困状态农户看,风险冲击对贫困的影响路径既有相同点,也有一定差异。其中,消费风险对其他风险的影响较高,对贫困有着间接的影响效应,属于过程性因素;教育、自然和政策风险受其他风险的影响较高,对贫困产生直接影响效应,属于结果性因素。健康和就业风险冲击对非贫困农户影响较大,市场风险冲击对贫困农户影响较大。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1)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3)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外源影响机制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外源因素的影响,外源影响因素包括城市务工收入、务工收入的成本投入、城市就业市场的劳动需求。本文在构建成本和市场双重约束下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外源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全国29个省市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外源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影响度。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促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若干政策。     

农民工社会融合再认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鉴于理论研究、政策与农民工现实期望的巨大差距,从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情境和现实需求出发重新界定了群体社会融合的内涵,并从经济融合、行为适应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实际测量了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水平。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发现教育之外其他因素对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影响差异。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全面提升,必须切实推进和落实户籍、社会保障等深层次改革。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居住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的抽样调查

农民工城市定居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城市居住环境直接影响定居选择。本文运用辽宁省调查数据,定量研究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环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环境显著好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混居概率更高,老一代与非同乡聚居概率更高;已婚农民工与同乡混居的可能性更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可能性越高;家属随迁及随迁家属中在学子女数,均对农民工居住的物质环境有正向影响,并提高了其与市民混居的概率;务工时间越长,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概率也越高。此外,职业类型、迁移距离也对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的制度风险与对策

本文对农民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的制度风险进行了评估,包括农民工道德风险、医疗市场投机风险以及农民工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医保制度冲击风险等。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化解农民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制度风险、实现医保政策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环境质量、公共服务与国民健康——基于跨国(地区)数据的分析

文章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纳入环境污染因素,使用世界116个国家(地区)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环境污染对国民健康的影响、差异及公共服务因素的作用。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对国民健康的影响是显著的,当加入若干公共服务因素后,该影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性别间和国家间存在差异;在不同健康水平上,环境污染的影响差异同样明显。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各国(地区)环境健康风险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国(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当教育、基础设施、卫生公共服务和环境公共服务跨过了各自的门槛时,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通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来治理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健康威胁,而且还能够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福祉。     

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生计决策异质性的影响研究——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及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在一定时期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而农民工作为特殊弱势群体在此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可谓首当其冲。寻求农民工多种渠道稳定就业成为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纾困举措。基于一系列支民创业政策和农民工创业实践,本文以农村社会保险为突破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项Logit(Mlogit)模型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生计决策(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农合在推动农民工向创业转变尤其是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的促进作用高于新农保,且不同类型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向创业转变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与收入差异。在作用机制方面,农民工参与新农合会降低风险偏好,抑制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新农保则会增强风险偏好,促进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新农合和新农保均能够缓解金融约束,提高农民工从务工向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本文研究结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用工需求量降低和农民工外出务工受阻,找到了以完善农村社会保险为抓手的解决方案,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国际冲击下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与传染渠道研究

本文基于区分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这一崭新视角，采用前沿的系统性风险分解方法与相对重要性分析技术，准确测度国际输入性风险冲击下，全球49个主要金融市场的系统关联及尾部风险，精准识别我国金融市场的薄弱环节。同时，就不同市场冲击下各影响因素对系统性风险及其子成分的作用方向、影响力度等展开深入研究，剖析输入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渠道。此外，对发达市场、新兴市场风险的影响因素与传染渠道展开对比分析。最后，本文采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各因素在不同风险分位数区间的异质性影响，并考察它们在各时期的渐进演变。在此基础上，为有效应对输入性风险冲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从而为健全国际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供参考依据。     

企业战略风险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基于战略行为视角

企业战略风险问题已成为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们的关注焦点之一.基于战略行为展开的分析为战略风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首先以整合的观点分析战略行为的基础;其次基于行为要素的分解,构建战略风险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从行为主体、行为内容、环境、组织、行为过程特征共计5个维度讨论了可能的战略风险来源及其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行为主体及其认知过程、环境不确定性、组织因素、行为内容特征、决策过程特征以及执行过程特征等因素共同构成可能的风险来源,且因素之问存在的交互影响增加了行为的不确定性及风险的复杂性;最后针对该框架展开了进一步研究设想.     

女农民工城乡流动个人风险成本:性别差异与内部差异——基于1012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女农民工城乡流动的个人风险成本主要是指她们城乡流动过程中所承受的各种不稳定性因素、不安全性因素和低保障性因素。基于1012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女农民工城乡流动个人风险成本的性别差异和内部差异进行了定量化的比较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控制女农民工过高的城乡流动个人风险成本。     

农民工社会风险识别与抗风险能力评估

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工社会风险源的复杂性:农民工的风险冲击既有来自农村传统类型的社会风险,也有来自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风险.农民工风险结构使得农民工的抗风险机制设计不容缺失,但是农民工缺乏类同城市居民化解社会风险的现行抗风险机制.从政策运用评估方法考量农民工抗风险机制的结论来看,国家化解农民工社会风险的关键是建立全新的社会风险共担机制和提供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而该体系与机制的制度载体便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     

渠道变革风险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回顾和总结了营销渠道变革的相关理论,并在结合国内外企业实际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影响营销渠道变革风险的三个因素,即制度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顾客需求、渠道行为（渠道冲突、沟通）。然后,构建了有关营销渠道变革风险影响因素框架模型,并通过对武汉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和武汉美的集团的调研,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提出了企业规避营销渠道变革风险的若干建议。     

网络购物情境下的感知风险研究

文章回顾了感知风险与网络购物的相关研究,着重分析了网络购物感知风险的影响因素与感知风险维度间的关系,并分析了感知风险对网络购物过程的影响方式。文章最后,提出了对网络购物感知风险研究的几点建议。     

返乡农民工农村社会适应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淳安县千岛湖镇的调查

本文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能力着手,以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农民工社会适应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维度上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探讨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状况的影响因素,提出加强返乡农民工就业社会支持机制建设,加强返乡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建设,加强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心理疏导,能增强返乡农民工农村社会适应性。     

浅析“二代农民工”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冲击

农民工现象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采取自发外出的方式到城市寻找生存和劳作机会而形成的。如今衣着光鲜、潇洒自信的第二代农民工较之肩扛蛇皮袋的背影、蓬头垢面露宿车站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务工行业、职业规划、消费观念、婚恋维权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本文通过分析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和冲击,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劳动保护与农民工福利改善——基于新《劳动合同法》的视角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全面评估了我国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农民工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度达23%,提高了农民工拥有各项社会保险的比例为10%—26%,这一结论在消除样本选择性偏误后同样成立。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新《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福利水平的改善作用在工人议价能力较低地区和教育程度较低组别的农民工上更加明显,而在性别方面无显著差异。同时,新《劳动合同法》的劳动保护效果并没有因同时期其他经济因素的冲击而受到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正处于争议中的新《劳动合同法》能否真正提高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做出了明确回答,而且对于制定和发展规范的劳动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社会风险——基于P区房屋拆迁政策的多案例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社会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各种形态的社会风险呈现相互交织、此起彼伏的态势。作为公共利益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在社会风险的形成和演变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时间、多属性治理、层级治理和社会支持网络四个维度,运用多案例的分析方法,研究政策执行过程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内在关联机理,并提出完善我国政策执行模式,防范社会风险的政策建议。     

旅游风险认知与测度研究——基于大学生群体入藏旅游的调查

随着人们对旅游出行安全重要性的日益重视,旅游安全研究在学术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旅游安全研究领域里,对游者风险认知的研究一直属于薄弱环节。在文献分析以及问卷调查基础上,文章提出旅游风险认知的测度应限定在特定的群体与目的地之间的思想,并以此对大学生入藏旅游风险认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文章考察了影响大学生对入藏旅游风险认知的维度,分析了大学生对不同维度与属性风险的认知程度,并且进行了不同特征下大学生群体旅游风险认知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影响大学生入藏旅游风险认知共有6个维度,包含16个基本属性;大学生群体对不同的维度与属性风险有着不同的认知程度;不同人口统计特征下大学生有着不同的风险认知,对于同一维度的风险,大学生群体内部存在着差异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