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目前村民自治存在自治意识不强、自治体系不健全、参与村庄建设的内源动力不足以及村民自治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加强村民自治主体意识、改善村民自治机制、优化乡村治理制度、构建自治管理保障体系等方面增强主体自治效能,使村民自治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效果。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村民自治虽然是近30年来乡村治理的制度性框架,但乡村实际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除了存在"1+N"的治理体系与"横向"的权力分割外,新的社会力量也在发展,主要体现为村民小组的作用凸显、宗族复兴及各种民间组织兴起,这促使着乡村治理模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原来的村级治理单元被突破或重构,村民小组自治、片区治理等一些新乡村治理模式出现,使得乡村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化。这使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及主体地位凸显,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深化。     

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以广西河池市“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为例

"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是广西河池市对于改善乡村治理机制作出的一种有益探索,该模式所创造的"引、放、议、评"四步工作法抓住了当前乡村治理中的薄弱环节,创新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该模式表明:在充分肯定和坚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前提下,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     

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村民自治组织:冲突、困顿与对策——以江苏若干行政村为例

研究通过对在乡村治理结构中村民自治组织发展情况的考察,分析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自治组织发展遭遇到的困境及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整合村两委资源、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组织架构、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等对策破解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发展的困境,从而促进乡村治理,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步。     

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与利弊分析

现有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党、政府、村民组织共同治理农村社会的三元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以政府为中心,以上传下达、调节矛盾、维护乡村稳定为主要任务,是一种结构合理的村民自治和权限分明的“乡政村治”治理。其优势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利于增强农民民主意识、维护农村社会安定团结等;主要弊端有：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不扎实,权威治理为主,、缺少专业化治理等。建议提高村干部待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改变“单中心”治理模式,实行权威治理与专业治理柯结合。     

“后税改时代”的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对湖北及若干省市的调查与分析

免除农业税标志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为村民自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税费改革及免税之后，村民自治也面，临的一些新的困难于口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及村民自治面临着财政、制度和技术的困难。本文通过对我国若干省、市的调查，考察和分析税费改革及免除农业税对村民自治及村务公开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探讨“后税改时代”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制度、技术及财政基础，以进一步完善和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能人治村"与村民自治组织治理

在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中，“能人治村”现象在部分地区具有普遍性。本文探讨了这一现象生成的原因，分析了其对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制度建设的影响，并针对这一治理模式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完善村民自治组织治理结构的改革建议。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述评

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学术界一是从肯定村民自治的方面。构设出总体上可称作“理想村民自治”的各种乡村治理模式，期望乡村社会治理实现“理想”的飞跃；二是从批判村民自治甚至否定乡镇政权机构的方面，提出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批判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初步分析来看，这些模式尚存在较大缺陷，一方面容易使民众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中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另一方面可能不符合中国非均质性的社会历史环境。因此，关于乡村治理模式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分析框架。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风险防范研究

与传统社会下乡村的封闭治理不同,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内外多主体交融的治理。文章在分析各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时触发的原生与次生性风险基础上,提出利益博弈是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风险形成的天然基点,为平衡各方利益,应坚持多元利益观,构建以党为中心的多元治理风险防范模式,具体而言,就是以党为中心、政府重点参与、村民自治组织为中坚、村民为主体、社会其他力量为辅助的多元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中乡贤主德治、政府主法治、村民主自治,党委全面领导的协同治理机制,巩固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发掘乡村自身潜力、实现乡村振兴。     

以完善乡村内部审计改进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村民自治在运行中出现的公款挪用、账目不清、私吞侵占等财务问题,成为影响乡村发展的重要社会治理问题,影响到乡村善治及其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的维护。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组织诸多财务问题的出现与其内部审计机制不健全相关。因而,欲改进乡村治理就必须完善乡村内部审计。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抓手。针对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着村民自治水平不高、政府越位干涉、乡村文化异化、村干部工作能力亟待提升等诸多困境这一现状,应该从增强村民主人翁意识、理顺乡镇与村委的关系、完善乡村文化繁荣机制、提升村干部乡村自治能力四个方面入手,推动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工作。     

村民小组自治功能发挥的路径探析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发源于"生产队"的村民小组逐渐成为村民内心最为认同的乡村自治组织,改善了乡村治理的结构和效果。然而,"合村并组"的不断深入弱化了村民小组的自治效能,因此应客观认识和重新审视村民小组的价值所在,充分发挥村民小组在村镇两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节点作用,以降低乡村治理的难度并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     

党建引领推动村民小组规范化建设研究——基于湛江市的实证分析

村民小组作为农村自治管理的最基本单元,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也是农村各项工作中的基层支撑力量,在乡村治理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在推进村民小组规范化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文章结合湛江市的实践,针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重点从织密组织体系、强化法治建设、培养治理能力、健全选举制度、联动监督管理、发展集体经济六个方面探索规范村民小组运作,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完善乡村治理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正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相互深刻影响的关系。发展集体经济对推进乡村治理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提高村"两委"的凝聚力、号召力,以及为开展村级公益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如果制度设计得当,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发展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还需要处理好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分别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管     

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加强基层治理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要求。目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滞后、村民自治虚置、乡村文化衰弱、法治氛围未形成、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乡村文化认同感,并不断强化村民及基层组织干部的法律意识与生态意识。     

我国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公司下乡与乡村治理

我国城乡一体化给乡村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公司下乡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本文对公司下乡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产生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公司下乡后的村一级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现象。为了获得强有力的主体支撑、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从农民以及各种形式的农民自组织中借力,通过村委会与农民自组织的有机对接来承接"地气",实现村民自治力量的内在强化,由此走向真正的农村基层自治和乡村民主。     

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困境及破解

"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对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村民自治整体水平不高、整体绩效欠佳,村民自治组织作为村民自治运作和实现的主要"组织平台",由于受到"过度行政化"、"两委"关系摩擦、财务困难、管理幅度过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承担村级治理之责时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与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对村民自治的应然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实践创新。     

合作共治下乡村治理自治化和行政化的耦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方式的主流是村民自治,村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新时代乡村治理过程中,村级自治出现村民参与度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这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引导,因此出现了乡村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即国家权力到达乡村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新时代、新思想、新问题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要以合作共治为基本理念,以满足村民需求为导向,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健全法律和道德约束,探索乡村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的最佳契合点,寻找实现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     

城乡结构演变视阈下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研究

乡村治理事关我国基层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随着我国城乡结构的演变,新的农村主体类型不断出现,农村和城镇、村民和干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各类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城乡结构演变之所以能够对乡村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其主要原因在于:(1)中老年人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2)乡村治理主体和发展主体的不一致,导致治理主体在事实上的缺位;(3)村民与村干部的地位、信息不对等,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的风险进一步增加;(4)农村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矫正和修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从根本上调整非均衡的城乡发展结构,也要充分重视基层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动因,实现农村发展主体和治理主体的一体化。通过制度调适,将农村利益相关的各个主体纳入治理体系,提高地方干部的发展意识、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强化农村的发展动力,从而激发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