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研究——对拥挤效应的探讨

本文是在空间经济学的视角下来探讨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产业的空间集中度较低,经济增长率会随着资本集中度的提高而提高。但当拥挤效应大于溢出效应时。经济增长率则会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而下降。文章引入产业集聚效应指标对我国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非完全为止,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并不大,因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而产业集聚只是其中之一。     

人力资本流动、产业集聚与社会福利

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纳入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研究了人力资本流动对产业集聚及核心-边缘区域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1)经济增长率随人力资本集聚加强而增加;(2)当知识技术和科研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时,存在两种稳定的"核心—边缘"结构;(3)当由科研部门集聚所产生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边缘区域由于制造品价格指数上升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核心—边缘"结构下劳动者福利水平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技术溢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关注产业空间分布的长期均衡问题,而忽视了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关注。本文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融入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在考虑到技术溢出与环境污染对企业固定生产成本的影响情况下,探讨了技术溢出效应和环境污染效应对产业空间演化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本地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和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减弱是促使企业走向集聚的动力,本地环境污染效应的增强和跨界环境污染效应的减弱是促使企业走向分散的动因。产业空间结构的稳态并非都必然表现为棒棒均衡结构的特征,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可以引起任何形式的产业空间结构稳态。当技术溢出向心力不低于环境污染离心力时,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增加,产业空间演变的总趋势为“分散-集聚”;反之,产业空间演变的总趋势为“分散-集聚-再分散”。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以上海经济为例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配合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文章利用动态均衡模型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非均衡关系及结果,分析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并以上海经济为例分析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各产业占比之间的关系.     

地区差距、产业聚集与经济增长:理论及来自广东省的证据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地区差距的不断拉大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现有文献看,以新古典框架来解释地区差距及其原因是目前我国学者采用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主要框架,从产业聚集与扩散的变化来研究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增长效率的不同和地区差距的变化;并以广东省为案例,运用具体指标和Granger因果检验技术,从经验上证实了核心区域的产业聚集对整个广东省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要明显强于边缘区域,同时也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扩大。     

技术溢出、贸易成本与经济地理新均衡——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新拓展

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固定成本不再是外生变量,而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内生变量,企业会因为技术溢出的正向外部性减小固定生产成本而获得更多收益。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新拓展,与原始中心-外围模型相比,得出有特色的研究结论主要有本地技术溢出效应增强会促进产业的集聚,而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会促使产业空间分布趋向分散。与原始中心-外围模型相比,技术溢出导致对称结构稳定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更窄,而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更宽;当贸易自由度较大、本地技术溢出效应较大或跨界技术溢出效应较小时,市场拥挤效应可能不存在,此时市场拥挤效应转化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既可以小于持续点也可以等于持续点或大于持续点,由此,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化不仅可以表现为突变的特征,也可以表现出渐变的特征。驼峰状集聚租金曲线是存在的,即使在完全贸易自由度条件下,集聚租金也不会消失。     

经济全球化与中韩区域经济发展:以新的经济空间为例

经济全球化不仅促使一国内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还促使不同国家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缩小。从空间经济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新的经济空间的形成以及空间经济结构的变化。空间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空间移动,其中商品移动和生产要素移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不同国家之间而言,前者的主要形式就是商品贸易,后者的主要形式就是外商直接投资。从空间经济角度看,两者相结合既影响了各国空间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创造出了新的经济空间。本文主要分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韩两国之间所形成的新的经济空间及其两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起,两国之间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快速增长,其结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各国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在两国之间形成前所未有的新的经济空间。本文主要分析后者。我们的分析发现:中韩两国之间所形成的新的经济空间主要取决于商品贸易的增加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大;新的经济空间集中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和韩国的首都圈一带,尤其是在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和广东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韩之间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力。促使中国东部地区和韩国首都圈之间发展差距缩小。     

人力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事实也证明,人力资源丰富、优质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在长时期内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源是影响地区差距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分析人力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阐述.     

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区域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产业创新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国家创新的核心。基于2010—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的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区域产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开通促进了沿线地区的产业创新,推动了区域要素流动与聚集,改善了区域创新环境,创新环境起着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与沿线地区创新要素相互作用推动了区域产业创新,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的外商投资少,其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产业创新无显著影响。基于此,应加快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行能力和衔接水平,改善沿线地区的创新环境,重视人才引进与培养,大力引进外资与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此促进西部新通道沿线地区的产业创新发展。     

开放条件下的教育支出、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

本文阐述了教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与渠道,讨论了开放条件下教育支出、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考虑到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等因素与教育溢出效应的互补性,利用1987～200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生产弹性要大于物质资本的生产弹性;存在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这种教育溢出与区域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等因素相互结合,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西安经济高质量增长中增长极的扩散研究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西安作为陕西经济重要极核的极化效应明显,导致增长极与其外围区形成的区域经济空间组织整体的持续增长能力正在下降,应发挥西安作为区域经济重要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来实现关中区域经济的高质量一体化。大西安规划及其实施的过程应该体现西安经济由极核阶段向扩散阶段转化的分散化、均衡化特征,不仅要积极培育和完善支撑单个增长极的主导产业和市场主体,更要建立多个增长极之间的渗透与联系,进而达到区域经济的高水平均衡。     

我国短期经济增长动力研究——基于经济增长差分模型

根据国民收入理论,从投入产出与需求消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发,以收入决定理论为基础,建立起短期经济增长差分模型,用来帮助一个国家根据短期经济目标合理地制定经济调控战略和实现路径,促进短期经济目标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进行实证分析,提出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     

我国公共支出增长及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随机增长模型来研究政府的公共开支的增长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文章给出了随机优化问题的理论基础;然后给出了一个随机增长模型,该模型把公共开支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从理论上推导分析公共开支的平均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接着选取我国31个省份1995-2012年间在科教文化、社会福利、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方面的公共支出的平均值和方差为解释变量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表明:这四种类型公共支出的增长和波动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文章最后给出了相应的分析和建议。     

我国经济增长下的失业现状及成因实证分析

失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过高的失业率往往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文章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寻了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与传统经济理论相悖的现象，并据此总结了我国出现高增长伴随着高失业现象的原因，即源于经济体制改革和人口总量等历史因素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文章提出了四条缓解失业的对策，即保持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调整劳动力结构，完善就业服务及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论增长的效率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源于资源要素的大量投入,这是一种低效的增长。究其原因是国家制度强力控制所导致。这种控制违背了技术和产业演化的基本逻辑,影响了企业和个人效率的发挥。因此,公平的竞争制度、合理的分配制度的确立是提高增长效率的重要方法。这一点对于当下中国经济增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最大困难

去年四季度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影响，全球经济逐步陷入低迷，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中国出口大幅减少。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困难。在前一阶段一系列支持外贸增长措施的基础上，国务院常务会议5月27日研究部署了进一步稳定外需的政策措施。在立足于扩大内需的同时．千方百计稳定外需，中国正全力破解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难题。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简要地描述了眼下时髦的“新经济理论”是怎么来的,继而说明了“知识经济及其发展所需的条件,特别是产权明晰与“经济基础设施”的齐全至关重要。中国欠缺的恰恰是这两次大条件,本文指出,就中国整体而言,发展比较“原始”的生产更为实用,提倡知识经济应在一定的范围内。中国资源的两大“瓶颈”是粮食和石油,而这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开发西部有望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和石油问题。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

对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定量分析,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次重要突破.文章在透析“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基础上,从数量、效益、稳定性和民生福利等方面构建了四维三层综合评价体系,使用“逐层”纵向拉开档次法,从动态时序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包容性增长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依次呈现波动平稳、波动上升和稳步提升三种状态,相继出现四次较大波动.如何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山西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消费需求不足成为目前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得出居民消费比投资更能拉动经济的增长,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尤其是拓展农村居民的消费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分析,得出消费需求结构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结构,只有合理的居民消费需求结构才能成为经济水平增长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扩大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