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商业化影响下的古镇居住空间变迁研究——以周庄为例

古镇类旅游地的居住空间在旅游商业化的影响下发生变迁,居住空间的相关研究是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镇居住空间变迁的研究是理解旅游驱动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作用机制的重要切入点.研究以周庄古镇历史镇区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周庄居住空间变迁进行调查,并展开分析,发现周庄历史镇区的居住空间形成了使用者多元化、空间功能多样化、空间分布破碎化的变迁特征,认为产生变迁的根源是旅游发展后新主体大量涌入,其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对旅游商业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评价标准,而这种源于利益考量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与变化产生了对古镆旅游商业开发的不同行为,本地社会关系在这种频繁的实践与互动过程中不断复杂化,出现新的空间,居住空间发生变迁.游客是居住空间变迁的主要依据,其好恶的变化引导了市场变化,旅游市场供给方积极响应变化,满足游客的需求;政府是变迁的主导力量;开发商通过资本优势影响政府,强化了政府在变迁中的作用;本地世居居民是旅游发展前居住空间的建构者,旅游发展后发生分化;外来旅游从业者涌入,置换本地居民,传统社区共同体瓦解,推动了变迁.     

空间的生产与分析:旅游空间实践和研究的新视角

“空间的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空间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进展,该理论的主要主张是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翻转为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因其在认识和分析问题时表现出的整体性、彻底性和说服力成为人们重新认识空间本体的重要转折点.通过对“空间的生产”及延伸理论内涵的挖掘和解析,认为资本、权力和阶层是主要影响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要素,该理论立足于人本主义哲学立场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基于空间社会统一体的认识,形成了系统性剖析社会空间问题的空间认识论、生产论、批判论和权利论基本框架,是对资本主义种种异化现象进行文化和社会层面批判的有力工具.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旅游蓬勃发展,旅游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凸显,完成了从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跨越;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旅游空间实践也出现了空间的社会化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面对新问题,在研究向度上不能脱离旅游“社会-空间”辩证分析的理论视域;在概念体系分类层面,可以将旅游空间的实践(物理-地理空间)、旅游空间的再现(社会-经济空间)和再现的旅游空间(文化-心理空间)作为旅游“社会-空间”辩证分析范式;未来国家旅游愿景的实现应扬弃旅游空间生产带来的异化现象,警觉资本逻辑对旅游空间实践的另类牵引,并将空间正义作为新的发展伦理支撑.     

地理学视角下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空间效应与机理

在系统梳理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从“空间生产”“空间关联”和“空间正义的重构与消解”3个维度,构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分析框架,以审视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与背景区域间的空间互动关系。研究认为：旅游活动在贫困社区中的介入过程,是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空间的演化过程;社区在参与旅游扶贫过程中具有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的属性;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机理表征为“尺度机理”和“互动机理”;社区与背景区域因空间生产而产生互动,彰显旅游扶贫的空间关联效应,并通过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重塑社区及其背景区域间的空间正义格局。相关探讨可以拓展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影响研究,深化对社区参与旅游过程及其作用机理的认识,对于新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区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旅游地空间商品化的形式与影响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古城为例

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亨利·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提出"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在人类主体的有意识活动中被不断生产出来的.如果以勒菲弗尔(Lefebvre)空间生产概念为分析工具,旅游地空间也是在发展旅游业、刺激民众消费、获取经济效益等社会背景下被创造、生产出来的.人们以符号的制造与运用赋予地方价值,再把地方意象赋予实质可消费物品,提高商品的交换价值.旅游生产系统通过销售"地方",获取多重服务与消费之后的利润;游客则借由消费内含了丰富地方意象的物质商品和服务而消费地方.文章以社会学和旅游研究中的分析概念为工具,以丽江古城为案例,尝试分析在具有自然或文化特性的旅游地,地方符号被应用于商品消费的具体方式,以及具公共性的观光空间,如何被纳入到私人商品消费的范畴,并由此探究旅游地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以及空间商品化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希望对今天的地方旅游规划和文化保护工作有所帮助.     

旅游空间生产及社区居民体验研究——江南水乡周庄古镇案例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从资本维、生产维、权力维、阶层维、生活维和社会维6个维度切入,对周庄古镇旅游开发使其原有空间所根植的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空间生产效率取决于开发模式,实践主导更应关注社会效能;(2)旅游空间生产问题存在生存论思考,空间的调适需凸显人文关怀;(3)旅游空间优化关键是提高空间质量,包容性发展应成为未来诉求。文章提出以提升空间质量为核心的包容性发展方向:(1)强化旅游空间生产中居民社会经济保障措施;(2)增进旅游空间生产的社会凝聚能力;(3)提升旅游空间生产的社会包容容量;(4)优化旅游空间生产的居民权能获取层次。当旅游者的凝视和空间生产者的实践使空间原有物质属性更加倾向社会属性时,空间叙事便应该成为旅游空间研究的新方式,把空间生产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中将使旅游研究范式发生改变,丰富现有研究理论,拓展传统研究视角,为社会转型背景下周庄古镇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旅游者在西安地区的空间活动特征研究

旅游目的地区域游客的空间运行方式是指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区域内旅游线路及景点的选择行为方式,主要体现在目的地区域内旅游客流的流向与流量.本文通过对游客在西安地区的空间流向以及各著名景点流量的研究,揭示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区域内的空间运行特征,为优化西安地区旅游空间结构提供依据.     

旅游空间的正义之维

在境外有关空间、地理和城市研究中,空间正义问题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作为一种阐释视角,国外同行的普遍做法是,通过正义问题将民权与空间生产联系起来,拓宽争取环境和社会生活改善的政治视野.把空间正义视角引入旅游空间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能够为已经困扰旅游经济的诸多乱象,如商业欺骗、游客财产和人身安全等治理提供建设性思路;另一方面,也能为空间全面旅游化,即从资源开发向旅游环境整体建设的过渡提供战略性思路.当然,讨论旅游空间正义问题似乎特别困难.这是因为,正义本身涉及法律意义上的“是”(权益)和关乎伦理意义上的“应当”(价值),这又与对旅游行为以及旅游空间的理解有关,而后者正是有待在理论上澄清的基本问题.本文意在从空间生产视角简要地阐明正义在旅游空间建构中的独特意义及其当前重要问题,以期为这个有竞争力的新话语在中国学术空间中的生长做一些前提性澄清工作.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过程、驱动机制和社会效应研究进展

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随着不同主体对稀缺聚居空间资源的竞争,引起土地资源利用、人居环境变化与社会公平发展等问题.旅游地聚居现象构成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文章综览国内外旅游地聚居空间研究的相关文献,从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过程、理论解释、驱动机制、社会效应4个方面展开综述.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经历外部扩展和内部重组双重过程,呈现从非旅游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利用主体聚居面临着分化重组的分布格局、社会空间分异等特征.国内外关于逆城市化、旅游城市化和流动性转型等理论为旅游地聚居系统重构提供了理论线索.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取决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旅游影响许多旅游地聚居系统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特征,是聚居空间增长和扩展的主要驱动力.不同利用主体在聚居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聚居空间重构起到重要作用.旅游者、环境移民、房地产开发商、旅游投资商等是住房设计、住房质量、聚居规模和形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聚居空间变迁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居住满意度和居住环境影响等社会效应.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

目前在旅游社区空间的相关研究中,对于社区居民及其日常生活的研究还并不多。而实际上,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在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空间演化过程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空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居民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与景区的空间表征形成对抗,营造出反抗性的表征空间。经过研究人员的深入研究,这种反抗性的表征空间主要是以嵌入、抵制、反噬以及再生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居民与景区管理主体之间的对抗已经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而旅游社区在多主体与多目标的空间当中不断发展起来,并展现出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创造力。     

旅游乡村聚落生态保护行为决策的空间响应——以茶陵县卧龙村为例

生态空间是旅游型乡村聚落重要的功能空间,其格局变化可反映空间与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本文选取特色旅游名村茶陵县卧龙村为研究对象,采用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方法研究聚落空间演变的基本特征,并利用遥感数据对其空间格局变化进行空间反演,根据不同时段各行为主体行为决策的空间响应差异,分析其生态保护行为决策与生态空间格局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开发后生态空间占用总量明显高于前40年之和,村民聚居地整体搬迁与旅游设施建设是生态空间占用量扩大的主要原因;乡村旅游兴起后,各行为主体的生态保护行为决策偏好值整体提升但有差异;旅游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改变是各主体生态保护行为决策变化的主导因素,聚落空间演变也是主体行为决策的空间响应结果。研究成果可为旅游乡村的规划编制提供借鉴,也有利于根据各行为主体决策偏好制定差异化空间管控策略提供案例实践。     

旅游型海岛游客与居民时空间行为研究——以辽宁省长海县为例

旅游型海岛承担着生活和旅游的双重功能，明晰游客与居民的时空间行为特征，对海岛空间优化、基础设施配置等具有现实意义。辽宁省长海县是典型淡旺季分明的旅游型海岛，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和空间分析方法，分类刻画游客与居民活动行为模式及其活动-移动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受旅游淡旺季影响，海岛年内活动群体空间集聚区域明显分异，形成了旺季围绕景点、浴场等场所，淡季围绕家、村镇中心等场所的游客与居民时空间行为模式；（2）游客和居民活动行为的时空特征明显，游客出行频次更多，行为空间范围更广，大长山岛镇中心和广鹿岛镇中心是游客前往景点和浴场的集散地之一，也是居民日常活动的集散地，是游客和岛民行为空间重叠区域，也是海岛共享度最高的空间。（3）游客时空间行为受行为目的、偏好和活动组合影响，居民时空间行为主要受社会角色、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影响，群体时空间行为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可针对旅游型海岛的基础设施空间优化配置、海岛社会空间效率提升、海岛国土空间规划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城市旅游地意象空间分析——以南昌市为例

意象空间分析对旅游地规划与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城市游客为研究对象,采用照片选取和意象草图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南昌市旅游地意象空间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南昌市旅游地的意象空间结构以"矩形"为特征;对典型地物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发现,地标性景点和道路出现的概率最大,功能区域和城市边缘出现的概率次之,节点出现的频率最少;南昌市意象空间地图与旅游交通地图相比,在涉及的空间范围、包含的景点数量和结构的复杂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     

旅游影响下的城镇空间转向——以甘南州郎木寺为例

空间转向是目前社会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郎木寺镇是甘南州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郎木寺镇的整体空间序列, 依山就势, 形成三重空间, 即“神性的佛教寺院空间”、“静谧的传统民居空间”和“喧嚣的商业空间”。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活动的介入, 打破了传统社区演替的滞缓性, 引起空间结构转向。这种转向不仅体现在外部空间形态上, 更表现在内部结构上。在多元文化和多种利益的群体性渗透、参与中, 三重空间开始了剧烈的入侵与演替。在旺盛的旅游需求推动下, 寺院空间的纯净性遭到浊化, 神圣性、主导性“塌缩”, 开始向世俗化转向, 并衍生出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非宗教性功能, 其空间表现出封闭中的开放性, 并不断向商业空间入侵。民居空间则打破原有的私密性, 发生了功能和样式变化, 由单一的居住功能转向为居住—旅游服务复合功能。典型藏式踏板房转向为普通的平房, 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消退, 室内宗教设施明显减少, 在外部空间上表现出竞争格局下的收缩与调适。居民行为从传统的游牧经济向多种经营转型, 而浓郁的宗教信仰热情减弱, 宗教活动减少。商业空间不断向居住空间侵入, 由初期的商住一体化空间向均质性商业街区转向, 并促生了多元化的商业业态, 成为最具开放性的商业—文化复合空间。这种空间转向, 从时空维度上讲, 可以归纳为同质同类转向（1990 ～1997年）：社区较少受到外界环境干扰, 以宗教和血缘为联系纽带的社区结构相对稳定, 三重空间以相对分离为主。同质异类转向（1998 ～2000年）：旅游吸引力逐步增强, 原有社区结构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社区空间结构出现了文化基质不变, 而商业、服务类型逐步增多, 但三重空间相互侵入并不明显。异质异类转向（2000年以来）：旅游需求旺盛, 旅客激增, 社区空间结构发生了适应性变化, 三重空间的侵入和渗透性加强, 演替速度加快。     

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研究

在理论分析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讨了城镇化规模和质量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显示:(1)城镇化规模、城镇化质量和旅游经济发展都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特征,传统面板数据模型因忽略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而高估了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产出弹性;(2)城镇化规模和城镇化质量均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旅游经济发展不仅受到本地区城镇化的影响,也会受到邻近地区城镇化进程的交互作用;(3)在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转变、旅游企业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旅游消费水平等多维要素都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旅游企业物质资本和旅游消费水平还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而旅游企业劳动力投入有明显的负外溢效应.     

旅游地意象空间分析--以江南水乡古镇为例

旅游地意象空间的研究对旅游地的规划与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江南水乡古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游客问卷调查及意象地图描绘等方法，初步探究了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空间的结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地意象空间是以“环状”为特征；而组成意象空间的要素主要有干道、桥梁、节点、标志和区域；其中干道和桥梁构建了“环状”意象空间框架。根据此项研究的成果，本文最后提出了对江南水乡古镇旅游规划与开发的建议。     

遗产旅游地平遥古城本土小企业的空间聚集

历来经济地理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生产制造型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往往将旅游目的地小企业的空间集聚视为一种自然常态,认为理应如此.而关于旅游目的地小企业的相关研究更多集中在对其实体自身属性的梳理与探究,如小企业的规模特征、性质、经营特征及从业人员特征等方面,对小企业尤其是根植性很强的本土小企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空间效应未做过多涉及.文章选择遗产旅游地平遥古城作为案例地,以特有的本土小企业即推光漆器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及深入访谈等方法对其特征、形成机制及社会空间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本土小企业在遗产旅游地平遥古城表现出高度的地理空间集中性、社会网络化、地方根植性、环境共享性、高度的社区参与性、垄断性及专业化分工的特征.     

文化认同背景下过度旅游对社区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

<正>由于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在社区旅游发展中极易造成过度旅游的问题。文章站在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过度旅游对社区旅游发展的影响，并分析过度旅游对游客和目的地社区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过度旅游行为造成了游客在旅游地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认知态度与社区居民产生不同程度的错位，影响了游客对于文化认同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虽然过度旅游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这种关联主要是通过以点带面、以面带点等间接方式来实现，并具有不可持续性和阶段性特征。因此，在推动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警惕过度旅游对文化认同的负面影响。     

山西省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旅游是传统村落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方式。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响应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ArcGIS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析不同空间尺度的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山西省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中部、东南部高于北部的空间特征。（2）县域尺度上,旅游响应度差异明显,中等响应度县域约占80%;地市尺度上,呈现了传统村落数量较多的晋城市、晋中市与传统村落数量最少的太原市旅游响应度较高的非均衡特征;区域尺度上,太行、长城、黄河3个旅游板块的旅游响应度表现为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而汾河流域旅游响应度则呈现出中游>下游>上游的空间分异规律。（3）不同尺度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的主导影响因子具有差异性,传统村落集中度、旅游发展水平和区域景区优势度对县域尺度的影响明显;旅游发展水平与接待规模对地市尺度的指示性较传统村落集中度显著;从区域响应度影响来看,除传统村落集中度外,传统村落历史价值和区域乡村旅游组合对3个板块响应度的支持力明显,区域旅游发展环境对流域旅游响应的作用显著。（4）综合不同尺度影响因子发现,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对传统村落资源禀赋、区域资源组合和旅游发展环境较为敏感,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影响较弱;传统村落集中度对旅游响应度的影响具有普遍意义。研究结果可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和乡村旅游重点区域旅游开发空间布局提供参考。     

高速铁路对海峡西岸城市群旅游空间分异特征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社会对于发展高速铁路也产生了越来越强劲的需求。通过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模型和重力模型,计算海峡西岸城市群的时空竞争力指标和居民出行潜力指标,探讨高速铁路网络演进影响下的海峡西岸城市群旅游系统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加大了城市旅游时空的竞争力,游客的出游潜力随之变化;高铁开通改善了区域的可达性,加强了区域城市的紧凑性和一体化;高铁建设有利于区域旅游的发展,是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通过分析高速铁路开通前后的区域可达性指标与居民出行潜力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明高速铁路开通前后的区域可达性与居民出行潜力显著相关,理论研究结果总体有效。     

旅游景区共生形象对游客重游意愿及口碑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以西安曲江唐文化主题景区为例

本文以西安曲江唐文化主题景区形象为实证研究对象,从景区共生形象角度选取了曲江唐文化主题景区内大雁塔和大唐芙蓉园为景区形象生成基础,关联研究了共生景区形象对游客重游意愿及口碑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主题景区旅游形象生成主要受景区内共生景点中历史遗存类景点旅游形象的影响,新建同一主题文化公园对主题景区旅游形象生成也有明显影响,但不如历史遗存类景点旅游形象对主题景区旅游形象生成的影响大;旅游景区共生形象和游客后续行为意图中的重游意愿和口碑效应之间有着正向关系;景区内同一主题共生景点旅游形象对游客重游意愿存在正向的关系,和游客口碑效应(WOM)没有明显的关系。该结果说明了主题景区整体旅游形象是导致游客重返景区和口碑宣传景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