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影响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机制,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同时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态势;京津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涓流效应”,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核心区域的资源向外扩张促进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影响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经济创新发展与经济绿色发展有更显著影响,但对经济协调发展与经济开放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反而对经济共享发展有显著挤出效应;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构成的科技创新维度的估计结果中,创新产出对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明显高于创新投入。     

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测度及空间效应研究

提高绿色创新效率是解决城市群发展中各种问题、推进协同发展的必经之路。基于2006—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进而运用莫兰指数分析其空间关联，并进一步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杜宾模型展开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城市间的绿色创新效率差距有所缩小，但整体上仍不均衡；京津冀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正自相关性，呈现高高聚集、低低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程度对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城市人口、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对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区域技术协同创新效率测度及其演变特征研究——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为例

基于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分别测度2006～2016年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技术协同创新效率及其演变趋势,并对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静态演变趋势来看, 2006～2016年京津冀和长三角两个区域的技术协同创新效率平均值处于DEA无效状态,区域内部效率变化分异现象明显,其中京津冀技术协同创新效率低于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津冀两地的效率水平偏低,但这种差距也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从动态演变趋势来看, 2006～2016年京津冀和长三角两个区域的技术协同创新效率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总体来看,技术进步是效率提升的重要动力源泉,但在不同阶段,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技术效率变化对总效率提升的拉动作用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的高、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空间集聚对本地与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空间集聚对本地和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2）中原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3）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提升中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此,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形成、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推动集聚实现绿色技术效率增长等方面,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6-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的48个城市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和差分GMM模型分析了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有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不同程度的金融集聚对该地区的科技创新既有可能促进也有可能抑制。随后将三个地区分别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是促进的,而珠三角地区的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是抑制的。     

三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比较

城市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科学准确的测度体系,利用熵权法和线性加权法,对2013-2021年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52个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排序依次为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分维度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在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方面成果突出,珠三角城市群在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方面更加亮眼。这些成果对于我国其他城市群及城市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财政自主权与产业协同发展 ——基于京津冀城市群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角度理解产业协同发展，并据此分析财政自主权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财政自主权能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灵活性、转移支付和政府竞争三个方面影响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从地区经济特征角度出发，财政自主权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抑制产业集聚。以2006—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内生性后的估计结果表明：财政自主权的提升能够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升级，但会抑制本地产业集聚，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这一溢出效应抑制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产业集聚。由此，可以为提升本地财政自主权，推动区域合作与交流，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技术联盟与区域创新体系的融合共生研究

技术联盟和区域创新体系形成过程都是特定区域创新要素的整合过程,都是一种创新网络,具有融合共生的趋势,其内涵表现为要素融合共生、模式融合共生和效应融合共生。技术联盟和区域创新体系的融合共生要素包括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融合共生模式有重叠融合共生模式、交叉融合共生模式和包含融合共生模式;融合共生效应主要有聚合效应、学习效应、协同共生效应和社会资本效应。技术联盟和区域创新体系的融合共生要素通过融合共生模式实现融合共生效应,两者相互协调、共同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规模效应、创新外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基于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数据分析

在要素区际流动性不断增强背景下,自然要素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趋于减弱,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日益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区间增长传递的重要因素。将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纳入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区域市场规模和创新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产业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应建立和完善城市群主导的空间治理体系,强化区际创新溢出效应,提高区域空间关联网络化程度,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金融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采用2011—2019年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仅能有效助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还对邻近区域创新产生了空间正外溢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集聚对实质性创新、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正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虹吸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金融集聚能通过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两条渠道促进区域创新。基于此，当前应优化金融空间布局，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空间正溢出效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创新发展策略，同时应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区域协同合作。     

上海城市群规划体系的战略构想

上每城市群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的核心区域。城市群根据区域的地理空间、发展规模和布局结构可以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城市群。国家“十一五”纲要提出，要发挥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作用。同时，要规划和发展新的城市群。新的城市群既包括我国三大城市群以外的城市群，比如西南的成渝城市群等，也包括我国三大城市群以内的次一级城市群。上海城市群是长三角城市群中次一级城市群，它的发展关系到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研究上海城市群，应当审视上海城镇体系规划和它的历史沿革，并对上海城镇体系作一比较分析。     

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的路径与保障机制研究

京津冀创新资源分布具有"中心—外围"的特征,尽管京津冀三地空间上紧邻,但中心地的创新资源却未有效辐射周边,而呈现孔雀向南飞的"异地转化效应"。同时,缺乏先行先试政策与国家特殊体制支持,河北省经济发展的"政策洼地"劣势明显,降低河北吸收创新外溢的效率,并影响制造产业向高端价值链攀升。因此,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是基于创新资源空间分布、产业梯度性与地区比较优势,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知识外溢、技术创新与区域产业发展相结合,实现京津冀区域整体功能定位的试验与探索。文章分析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现状与面临不足,提出协同创新示范区应在功能定位、创新体系、空间组织、新经济形态四个方面进行前瞻性构建,在政策上建议提升城市服务能级、加强创新联盟、创新体制机制等举措,以保障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有效实施。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整体来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促进了本地创新绩效的提升,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不同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空间异质性.基于此,从协同创新、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优化资源利用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区域创新绩效水平的提升,助力创新型城市建设.     

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然而,城市群内部还未形成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城镇体系结构失衡与城市间公共服务水平落差明显,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效应还未有效显现。雄安新区的成立为破解京津冀都市圈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提供助力:在空间上,打造现代、智能、立体化的交通体系,降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阻隔与交易成本,化解大城市病及拓展城市群发展新空间;共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促进京津冀创新扩散的区际过渡、衔接与吸收,推动创新优势转化为全球产业优势与竞争优势;构筑现代化的智慧、生态新城,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协调发展。建议秉持创新、绿色的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雄安新区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发展,构建京津雄的三角城市群空间形态与布局,逐步转变城市群"中心地"极化趋势,突破"以邻为壑"区域分割格局,打造区域联动发展的新模式,形成开放性、互动性、共生性的网络化城市群结构,最终实现以首都为核心的高品质的世界级城市群。     

人力资本集聚、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消费”协同升级

基于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将人才、数据等新型创新要素与供需两端循环升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定性分析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单一效应、交互效应及异质性影响，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均能显著推动本地区“产业—消费”的协同升级，且人力资本集聚正向溢出效应明显，而数字经济的辐射作用却表现出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协同互补效应，但“虹吸效应”和“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减弱甚至抵消了这种作用。     

区域创新视域下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考虑了我国区域创新作用下使用1999－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拓展了的C-D生产函数刻画了产业集聚及其他限制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在现阶段我国产业集聚从总体来看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整体“拥挤效应”不显著存在;在不考虑产业集聚影响下,资本、劳动力、资源及区域创新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考虑产业集聚影响下,劳动、资源的相关系数均为正,说明我国产业集聚的“高耗能、低产出”特点突出,而资本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系数均为负,说明我国省域层面应该关注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同时,在不考虑区域创新的影响下,从贡献度大小来看,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其次为资源,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在考虑了区域创新的影响后,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上区域创新对其他因素存在“挤占效应”,其中对劳动的作用最为显著.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对本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发展起适度引导作用,注重产业内部的高级化的发展,走知识创新与生态可持续之路.     

京沪高速铁路对我国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

京沪高速铁路的建成将在区域空间上加速现代服务业的空间要素流通,扩大生产要素集散度的空间分异,形成不同的空间组织形式;同时也对我国区域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从宏观方面来看,京沪高铁将加强北京和上海铁路运输的中心地位、强化东部沿海经济带的主导作用;从中观方面来看,京沪高铁将会提升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影响力,增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对外辐射能力;从微观方面来看,京沪高铁将加速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地域整合,扩大京津冀都市圈的直接影响范围,形成诸多的次级经济增长极(区)。     

京津冀区域经济面临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贝叶斯空间计量和京津冀区县经济数据,可探讨京津冀区域经济面临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从平均空间溢出视角,各区县本地人力资本对周边经济抑制效应逐渐增强;本地交通设施和投资开始促进周边经济;（2）从边际空间溢出视角,京津冀各区域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本地要素对周边经济影响范围呈扩张态势,各区县同更多周边区县保持密切经济联系;（3）从局部空间溢出视角,京津冀地区十年来形成了“核心-边缘”空间结构。     

人才集聚、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首要动力,人才是驱动创新的首要资源,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显著的“N”型非线性关系,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处在“N”型关系的第一阶段,即人才集聚的正外部性占主导地位;人才集聚能够通过提高区域创新产出和投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大于创新产出;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倒N”型空间溢出效应,本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邻地人才集聚情况的影响。     

共建共治共享：创新经济视域下的区域一体化——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例

在创新经济中，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因其流动受资源和环境约束较小而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创新中心的区域布局和创新网络结构也具有较高的可规划性；不同与传统经济中因产业集聚和扩散而形成“核心—边缘”格局下的区域一体化，创新经济中因创新的共享化扩散而形成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因此，应积极发展创新经济，由区域内所有政府、创新主体、生产主体等共建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通过各地区协商共治、各行为主体协作共治和政府与市场协同共治优化创新生态，有效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进而充分发挥创新扩散促进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作用，实现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发展。长三角应优化创新网络系统，打造高水平区域创新共同体；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共建开放性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促进集成式制度创新，共治区域创新生态；进而实现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为其他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