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对外投资将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浙商对省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判断

2006年前后，浙江对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将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浙江对外投资(包括省外与海外)将超过外来投资(包括海外与省外)，率先成为我国净对外投资的地区。浙江商人“走出去”，已成为浙江经济值得研究探讨的新现象。     

浙江省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研究

浙江的中小企业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在分析浙江省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面临挑战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指出通过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来促进浙江省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     

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区位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发展，浙江经济开放度日益增大，而探寻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市场空间已成为浙江企业发展和地区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快浙江经济国际化将是浙江开放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也是浙江企业通过国际化经营迅速扩张的重要途径，而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区位的正确选择是影响企业跨国发展和地区宏观经济持续发展成功与否的主要决策之一。     

论浙江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主要就浙江民企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案:1、民营企业规模小资金不足,要明确投资目的提高投资效益;2、加强与中介服务机构的联系,尽可能地降低投资风险;3、调整省内的产业结构,开辟多元化投资市场;4、加快企业品牌建设,努力创造世界级品牌;5、切实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人才的培养;6、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     

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

一、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概况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本世纪六十年代。第一家对外投资的印度企业是杰伊工程公司。该公司于1962年用50万卢比的自有资金在斯里兰卡投资兴建了一家缝纫机和电扇装配厂。七十年代,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致大于同期的外来直接投资(7。     

中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小民营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企业的国际化。浙江民营企业中有95%以上的企业属于中小型民营企业范畴。本文以温州的3家中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归纳总结得出了浙江省中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浙江对“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思考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对外投资战略,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既要以"共享"为基本原则,又要兼顾沿线国家合理需求。鉴于这一思想,本文归纳整理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发现对外投资的空间差异性研究较少,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研究更少。因此,本文在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浙江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外对投资空间布局理念,并提出差异化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的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的评价□陈建明投资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有利的投资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顺利进行和发展的必要保证。对于任何一个实行开放经济、愿意接受更多的境外资本帮助发展本民族经济的国家来说，具备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因为如...     

境外投资文献综述

境外投资是指我国公司、企业、个人将资本投向境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其具体形式包括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建立合营企业、收购外国企业、国际工程承包等。在有些文献中，境外投资也称“对外投资”、“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跨国直接投资”、“海外直接投资”、“FDI”等。     

浙江省民营企业跨国直接投资问题探析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世界经济市场的变化,浙江民营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困境,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民营企业如何“走出去”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还存在一些弊端以及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案将在本文中进行一系列的探讨。     

中国与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与启示

近年来,中印两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与潜力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之一,相形之下,对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鲜有关注。事实上,中印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竞争优势。本文从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行业、投资区位和投资绩效方面对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比较,然后在分析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产业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进行经济扩张的重要举措。本文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行业分布,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策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在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即企业到何处去投资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不同投资保护标准的BIT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众多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BIT),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积累,中国参与国际投资的角色也逐渐发生变化,并在201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我国开放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等区域普惠性倡议的推动下,我国未来的对外投资规模必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对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通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签署、修订或重新签署更高投资保护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促进效果,结果表明,我国早期签署的投资保护标准较低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签署或修订投资保护标准高的双边投资协定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签署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战后日美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比较

二战后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地增长,其中日本和美国作为投资大国在国际投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日美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投资战略却有较大差别,从而反映出日美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本文在比较日美对外直投资中所呈现不同投资战略走势的基础上,重点提出日美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依据。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

随着企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从引进外资阶段逐渐步入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并行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关注到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基于2003年-2018年的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从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两个角度分析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产业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进行经济扩张的重要举措。本文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行业分布,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调整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调整的特点80年代后期,在贸易摩擦加剧和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形势下。日本利用国内外有利的投资环境,对外进行了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据大藏省统计,日本每年度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由1985年度的122.17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89年度的675.40亿美元。在这一过程中,从1987年起,日本每年度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超过美国,成了世界第一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但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已连续2年出现大幅度的收缩,投资额1990年度下降到569.11亿美元,1991年度又下降到416亿美元,分别下降了15.7%和26.9%。这表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已告一段落,现正进入了调整的阶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应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经济发展与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相吻合;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金融抑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依然是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挑战之一。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结构扭曲和经济失衡的结果。金融抑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抑制性的金融政策,扭曲了资金成本和资金分配,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经常账户顺差。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以及国内金融体系欠发达,拥有净储蓄的企业在国内直接投资或者金融投资机会较少。国内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适宜的技术或者廉价的生产要素以促进国内生产,提高国内生产效率和整体投资回报率。特别的,在金融抑制政策中,对金融市场的限制、信贷约束以及利率管制是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