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的力量: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

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核心,这不仅需要有力的问责机制,更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典型的激励政策,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以环境质量改善为重要依据,授予该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产生荣誉的力量,这是验证这一激励机制是否有效的关键.为此,使用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以化学需氧量(COD)排放为例,从微观视角系统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在环境治理层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地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能显著促进企业COD减排,彰显荣誉的力量.这一减排效应,尤其体现在国有、外资控股、大规模、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探究其机制,发现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具有鲜明的政治激励特征,能引发政治强激励官员,通过强化企业源头防治、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等方式实现减排.利用新增企业信息,发现称号授予的减排效应没有以牺牲邻近城市为代价,引发污染就近转移,反而激励邻近城市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补充环境激励型政策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及溢出效应分析

作为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对于实现开发区绿色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工业二氧化硫为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污染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绿色升格显著降低了园区内、园区外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而实现城市总体的污染减排。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园区的优惠政策促使园区外资源向园区内转移,从而使得园区内与园区外企业采取不同的减排策略。具体而言,在资源相对宽裕的条件下,园区内企业通过生产投入替代与技术改进降低污染排放,而在资源相对紧缩的情况下,园区外企业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技术创新实现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正向环境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因开发区类型、企业污染程度而异,且高新区与经开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更好。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与推动开发区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税收激励能否促进企业减排?——基于增值税转型的实证研究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绿色发展,税收激励政策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宏观调控的作用。以2004—2009年增值税转型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及污染排放匹配数据和交叠双重差分估计模型,从微观市场主体行为视角评估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增值税转型政策实施后,企业工业废水排放量较转型前平均下降0.533个单位,工业废气排放量平均下降0.609个单位,且该政策的实施对高污染企业减排的积极作用更明显,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使企业加大了对源头管控、产品创新与末端治理的投入力度,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议价能力强的企业、财政收入目标压力小和环境规制力度强的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从微观层面提供了财税政策支持绿色发展的经验证据,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推动企业绿色发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化水平、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企业及公民的共同参与,而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各行业都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数字化发展势头迅猛,可能会对环境治理领域产生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数字化水平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政府出台环保政策能够提升环境规制力度,数字化水平能够通过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作用,即政府环境规制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建议政府重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化科学决策机制,拓宽数字化信息收集渠道,以此提升数字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深度,坚持政府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重,以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制造业的减排效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引擎。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其碳排放水平,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三个维度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样本中具有差异性,而且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环境信息披露能否约束污染企业进入市场?——基于地级市与中国工业企业匹配数据的分析

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污染企业的建立不利于地方经济摆脱“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将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作为准自然试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污染行业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显著减少新增污染企业数量。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污染企业进入产生的约束效应因地区和企业的经济社会特征差异而呈现强度变化。具体而言,该效应在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地区、私营企业和较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减少工业用地出让于污染行业的数量,加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监督,以及增加污染企业环境支付成本,进而约束污染企业进入市场。可见,该制度有利于我国从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视角进行污染防控,在绿色治理理念的推动下克服污染企业对于经济结构实现绿色转型的阻碍。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双化协同”机制研究

随着环境压力的日趋严峻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寄希望于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的有效结合来实现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双化协同”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9—2019年的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信息透明度推动绿色创新;(2)绿色创新通过拉动研发投入进一步拉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环境污染类型、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非重污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为显著;(2)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的作用最为显著,非国有企业中绿色创新拉动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最为显著;(3)在企业成熟阶段,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强,并且影响程度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化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数字专利研发视角

基于2012—2020年中国微观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增加了企业污染排放，跨行业技术溢出有利于污染减排，长期跨行业技术溢出的正面影响可以抵消数字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能够缓解数字技术创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非数字行业和重污染行业中跨行业技术溢出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创新吸收能力不足、绿色创新效率不高是数字技术创新产生污染排放的原因，跨行业技术溢出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降低污染排放。     

“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的减污效应研究

立足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新时代背景,基于2009—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的减污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不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相较于非双试点城市,双试点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显著降低,这一结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双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其中,相较于分布在中西部的城市,位于东部的城市减污效果更强;非资源型城市的减污效果较资源型城市的更为理想。双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途径对城市发挥减污效应。此外,双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本地的污染排放,而且能够显著抑制“邻地”的环境污染。进一步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单试点和低碳城市单试点均具有减污效应,但弱于双试点的减污效应,“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和低碳城市试点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协同作用,实现了“1+1>2”的政策效果。     

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

地方政府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财政压力以地方政府行为作为传导变量，对环境污染及其治理效果有深刻影响。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行为的促污和治污效应对财政压力冲击的响应。结果表明：激励生产型地方政府行为促进污染增加，在财政压力下促进污染增加效应的激化，即压力越大越污染。环境治理型地方政府行为中的环境保护支出对污染治理有效，财政压力对其治污效应有提升作用；排污费征收不治污、反促污，财政高压使其促污效应强化。在财政增支减收、压力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可从治理体制性财政压力诱因、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监督和约束以及优化治理工具提升环境治理绩效等方面来平抑财政压力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引发的环境污染加剧。     

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

地方政府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财政压力以地方政府行为作为传导变量，对环境污染及其治理效果有深刻影响。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行为的促污和治污效应对财政压力冲击的响应。结果表明：激励生产型地方政府行为促进污染增加，在财政压力下促进污染增加效应的激化，即压力越大越污染。环境治理型地方政府行为中的环境保护支出对污染治理有效，财政压力对其治污效应有提升作用；排污费征收不治污、反促污，财政高压使其促污效应强化。在财政增支减收、压力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可从治理体制性财政压力诱因、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监督和约束以及优化治理工具提升环境治理绩效等方面来平抑财政压力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引发的环境污染加剧。     

“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研究——兼析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分权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但分权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信息不对称成为环境治理有效的主要障碍之一。2007年启动的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是针对环境分权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的一项改革举措,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与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并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对“重点污染源监控”通过信息沟通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更缺乏相关经验分析。“重点污染源监控”使被监控企业无法瞒报虚报排污数据,倒逼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也通过释放威慑信号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在提升企业生产绩效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不同企业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发展模式等具有明显差异,因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可能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机制和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污染源监控”显著促进了被监控企业的节能减排,且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重点污染源监控”对被监控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节能效应和减排效应,而对被监控国有企业仅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节能效应不显著）;“重点污染源监控”对东部、中部地区和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但对西部地区和非高能耗行业的被监控企业没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从缓解信息不对称角度探讨了优化环境分权治理的信息沟通路径,并对“重点污染源监控”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技术进步路径和异质性表现进行了实证检验,丰富和拓展了外部政策影响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经验分析,并为“双碳”目标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重点污染源监控”在维护地方政府环境执法权的同时强化了中央政府对企业排污信息的收集功效,改善了环境分权治理中的排污信息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分权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并结合地区实际、行业属性以及企业特征等进行差异化的政策设计,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节能减排。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律理念研究：一种对还原主义的批判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是沟通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减排制度体系的衔接点,是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的重大制度创新。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需要健全、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而构建体系化法律保障机制的前提是明确立法理念。传统还原主义法律理念是造成现阶段“减污降碳”制度体系存在温室气体规制缺乏法律依据、温室气体控制立法碎片化及“减污”与“降碳”立法衔接不畅等问题的根源所在,应以还原主义与整体主义相协同的方法论视角塑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律理念,进而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律保障制度及配套措施,畅通“减污”与“降碳”立法衔接。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三生”空间的视角

以绿色转型推动"城市病"治理,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视角出发,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以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城市绿色转型及"三生"空间转型水平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提高,且在空间上表现一定程度的趋同性,而上、中、下游地区差异明显;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城市绿色转型,相较于生态空间转型的影响,对生产空间转型、生活空间转型的影响效应更加突出;在区域异质性上,长江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驱动城市绿色转型及"三生"空间转型,而中、上游地区数字经济不能够有效驱动生态空间转型。为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作为城市绿色转型的引擎作用,应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依托地区比较优势,实施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生产空间转型差异化发展路径;强化数字技术在城市生产、生态空间的应用。     

减污技术与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1991年～2014年武汉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考察减污技术与经济增长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并实证研究武汉市减污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我们利用1991年~2014年武汉市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计量结果显示:减污技术进步能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同时也能提高武汉市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利用效率、污染治理投入力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小是影响武汉市减污技术进步率的重要指标。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减少中国雾霾污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

建设数字中国与美丽中国都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ArcGIS软件可视化分析方法探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并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雾霾污染均呈现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特征;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可以减少本地区的雾霾污染,同时还能改善邻近地区的环境质量,这一结论经过引入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空间权重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减少雾霾污染的作用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更明显,而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外溢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此外,雾霾污染较轻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降低作用和外溢作用较大。因此,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赋能减霾效应,加强高污染、高排放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区域间技术合作与信息交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碳交易能促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吗?

推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在碳交易框架下,以是否被纳入全国碳交易重点排放企业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水平,探究碳交易能否有效促进污染行业相关企业绿色转型。首先,结合经济利润函数,对工业企业参与碳交易的成本-收益进行理论模型推演;其次,采用三重差分(DD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与清洁行业相关企业相比,碳交易能显著提升污染行业相关企业的ESG水平,促进其绿色转型。机制分析发现：一方面,碳交易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弥补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企业被纳入碳交易市场能产生绿色信号,引起股市关注效应,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此外,碳交易价格的联动作用和行政干预的协同作用,能够强化碳交易促进污染行业相关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以上研究为碳交易驱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发展和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双碳”目标落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增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之间的协同共进。     

促进还是抑制：数字化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

文章首先基于能源利用效率、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从理论上阐释了数字化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其次采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冲击,为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新的证据。研究发现：一是数字化发展显著赋能了制造业绿色转型,这种赋能效应不仅体现在生产率方面,而且体现在产业结构方面;二是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在南方地区已经显现,而在北方地区暂未显现;三是数字化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四是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在长期中依然存在,并且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增”的特征。研究结论有利于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