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环境、消费意愿与经济增长

消费环境对消费意愿与经济增长具有深刻影响。基于中国337个城市2001—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深入评估了消费环境对消费意愿,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检验了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消费环境对消费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而消费意愿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其中,物价水平、居民收入、就业率对消费支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信贷利率对消费支出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改善均能强化消费环境对消费支出的正向推动力,消费支出在消费环境和经济增长中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这一发现为政府和企业制定促进消费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深入理解消费环境、消费意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股票财富、信号传递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

本文尝试在消费者最优选择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居民的借贷约束和预防性储蓄,推导出能够检验股市的财富效应、信号传递效应和不对称效应的实证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的季度数据考察中国股市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与国内相关文献所得结论不同,本文的研究表明:如果不仅考虑股票价格变动的财富效应,而且考虑其信号传递效应,那么中国股票市场对城镇居民消费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分析也表明,如果用工资而不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度量人力资本回报,中国股票市场同样存在正的财富效应,且这种财富效应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反映经济基本面变化的股价变动对中国居民消费具有长期影响,投机因素引起的股价变动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甚微。     

房地产市场对消费影响的微观分析

与快速上涨的住房价格和住房投资相比,居民消费增长较为平缓,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下降,经济结构失衡现象突出,房地产市场已经对居民消费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从微观方面,即消费者和金融部门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信贷偏好与中国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增长结构——基于中美两国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将个人工作期分为两期的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消费信贷市场完美程度将对经济增长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利用中美两国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消费信贷对经济增长结构影响显著,消费信贷比率提高将使消费占GDP比率上升;收入差距并不是导致中国消费占GDP比率下降的原因。为提高消费占GDP比率,我们应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信用贷款的交易成本,放宽金融业的准入限制,促进竞争,增加消费信贷供给,放松居民预算约束;同时增加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为居民消费提供稳定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扩大内需。     

房价与不同家庭消费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家庭收入为依据区分三类不同家庭,考察房价对不同家庭消费和总消费的不对称影响。结果显示:房价变动对高收入有房家庭的消费行为影响不显著,却通过缓解信用约束促进了受约束有房家庭消费;房价上涨对租房家庭消费表现为挤出效应,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购房首付比和住房租售比的提高而加强;房价对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的房价与收入增长机制中表现出结构变迁,住房市场状况导致结构变迁出现异质性。运用门限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与消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房价和收入的不同增长机制中,房价波动对消费产生微弱的挤出作用,房价低增长机制中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意味着,我国的高房价、高比例的租房与计划购房家庭、购房首付比较高等特征可能是导致挤出效应的重要原因。     

住房价格上涨、家庭债务与城镇有房家庭消费

在住房价格持续上涨和消费信贷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住房价格可能借助家庭债务这一中介变量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本文在理论上,构建一个同时纳入家庭债务、住房价格的消费决定模型,详细阐述房价上涨、家庭债务对城镇有房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在实证上,基于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检验了房价上涨、家庭债务对城镇有房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持续上涨的房价显著促进了城镇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住房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明显,且该效应会通过家庭债务进行传导,具体表现为流动性约束效应与抵押效应两种机制;家庭债务对城镇有房家庭消费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即使是将家庭债务细分为住房贷款与非住房类贷款,这一正向关系依然存在;但当家庭债务超过适度规模时,其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将转而呈现出"挤出效应";家庭债务的持续累积会扩大消费支出缺口,长远来看不利于消费的稳定增长。     

消费攀比、劳动调整成本与中国经济波动

引入消费攀比与劳动调整成本两种内生机制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显著改善了模型对于中国经济动态特征的匹配性,它能够增强消费的持久性动态特征,而且准确地复制出了实际经济对中性技术冲击的“驼峰”反应动态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反周期动态.进一步,我们定量分析了中国经济波动的来源问题,发现中性技术冲击和投资冲击对中长期波动的显著解释力.     

对城乡居民的经济消费状况的探讨

经济消费性的支出主要包括: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交通通信类消费,教育文化及娱乐服务的消费,居住消费,杂项商品及服务方面的消费.一个国家的居民经济消费的状况直接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经济政策的效应,居民经济消费的结构状况越来越被引起高度的关注,而对居民经济消费的重视和研究,这对于引导居民消费、优化消费结构乃至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与公平效应——基于供需匹配视角

将“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与CFPS微观数据相结合,从供需匹配视角,分析并评估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与公平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居民消费增长并降低了居民消费不平等,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并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与公平效应具有明显长期效果。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效应既通过促进消费市场的供需匹配效应直接产生,也通过促进生产和劳动市场的供需匹配,以收入效应间接产生;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公平效应则主要通过消费市场的供需匹配效应直接产生,其收入公平效应并不明显。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效应在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更具时间滞后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作为扩大内需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一条具体政策路径。     

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动态关系

通过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1980—2009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冲击效应和贡献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受其他变量的冲击均表现为正效应;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冲击对碳排放的影响微弱,而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较强而持续,且前期波动剧烈但后期平稳;受碳排放的影响,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累积冲击效应为负,而且正负冲击效应交替出现。     

高投资、低消费的财政基础

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并行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典型现象,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了形成高投资、低消费的财政基础。理论分析发现:通过为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增加将推动投资消费比的上升;市场拥挤程度下降将促使投资消费比上升,而市场竞争加剧有助于降低投资消费比;针对消费征税会在抑制居民消费的同时增加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因此也会推动投资消费比上升;理论上宏观税率或资本平均税率与投资消费比呈倒U型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支持理论分析结论,而且十分稳健。从降低投资消费比角度出发,应弱化中央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措施中对政府投资的依赖,财政支出结构应更多地向民生倾斜,税制结构应提高直接税比重,特别是积极推动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     

中国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1997年～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跨期替代模型,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2、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后者的效应较弱;3、由于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对城镇居民消费虽然具有挤入效应,但挤入效应较弱.此研究结果为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

消费规模特别是居民消费规模是大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目前,需求结构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深层矛盾,只有将扩大消费规模与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使规模庞大的居民消费主要通过国内市场来满足,才能使大国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本文采用阈值协整模型对1955—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随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而变化,这证明中国居民消费存在规模效应,且该效应在不同的消费规模下形成不同的作用机制,导致不同的影响效应。具体地说,当居民消费规模低于0.539时,居民消费率上升0.1,第2年经济增长率仅上升0.077;居民消费率高于0.539时,居民消费规模上升0.1,第2年经济增长率则上升0.121。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入驱动。因此,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入驱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关键是要扩大居民消费相对规模,并通过供给侧改革使国内市场能够有效地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消费习惯、退休养老计划与最优消费投资

该文基于消费习惯理论,构建一个包含随机死亡概率和不确定劳动收入的连续时间生命周期模型,探讨退休养老计划参与者的消费与投资问题,将参与者的生命周期分为退休前和退休后两个时期,退休前参与DC型养老金计划,退休后领取固定支付的年金,保障退休后的生活。应用动态规划方法得到了CRRA效用函数下退休前(后)最优消费与投资决策的显式解。最后,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和数值模拟分析演示了最优消费与投资策略随参数变化的动态行为,并给出了背后的经济学解释。     

生产率、贸易条件与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采用中美两国居民消费和贸易条件数据,运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生产率冲击效应模型和本地市场效应模型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变化的内在决定机制,对本地市场效应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机理与影响程度做了阐释.     

电商市场发展与中国城乡消费趋同性*——搜寻匹配的分析视角

本文扩展Bakos（1997）的模型，用以分析电商市场发展对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由于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的搜寻成本存在差异，当消费场景由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电商市场时，农村居民将获得比城镇居民更大的效用提升。电商对居民消费的渗透会更多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进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同时，由于缺乏标准化运作体系及相关配套设施，电商市场在促进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方面存在巨大逆差，电商在企业中的渗透更有利于城市工业品销往农村，进而扩大城乡消费差距。也就是说，电商市场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有完全相反的两种影响，但其净效应是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基于2013-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理论分析的预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即现阶段电商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缩小中国城乡消费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居民资产、财富效应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

现代消费理论认为财富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并且各种财富形式对消费水平影响不同.对我国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资产在长期对居民消费有负向影响.财富效应微弱,而房产财富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效应比较明显,刺激消费作用较强.当前财富效应的产生与我国股市发展不稳定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特性相关,而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储蓄仍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     

消费-实际汇率悖论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居民消费比率是影响均衡实际汇率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通过构造均衡汇率模型来刻画居民消费比率和实际汇率的关系的方法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实证检验证实居民消费比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之间存在反常的统计关系,消费-实际汇率悖论在中国显著成立。居民消费比率的下降对实际汇率具有明显的下拉效应,居民消费比率下降1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程度增加5.2个百分点。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发展,关键在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消费比率,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趋势性冲击、政府消费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基于开放经济RBC模型的比较分析

趋势冲击是指对于技术增长率的冲击,即技术增长率服从一个随机过程。趋势冲击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周期波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的经济波动特征更为接近新兴市场,因此趋势冲击可能是驱动中国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趋势性冲击和暂时性冲击的开放经济RBC模型,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的大部分经济波动特征;包含政府消费和趋势性冲击的开放经济模型则出现了过度拟合,拟合结果较差。这可能是因为两种冲击存在"叠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