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波动比较——基于开放RBC模型的分析

欧元区和美国同为世界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但经济波动却存在差异。1970—1994年欧元区经济波动率小于美国,特别是投资的波动率只有美国的1/2;1995—2013年它们之间的经济波动差异缩小,同时协动性增强。本文构建的包含趋势性和暂时性冲击的开放RBC模型表明,趋势性冲击对于欧元区经济波动的重要性更大,暂时性冲击则主导了美国的经济波动,尽管欧元区的两类冲击的随机扰动都小于美国。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趋势性冲击和暂时性冲击所分别对应的持久性和暂时性收入改变,是这两大经济体的净出口呈现逆周期性的重要原因。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要重质量

对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应关注其数量和规模,还要关心其质量和水平。同样1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以不同的形式进入,流入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差异是很大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巨额外商投资流入的国家,当外资数量已经不成问题时,深入分析和认识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对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规避引入外资的不良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胀—增长权衡和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现象,但有关中国的研究尚缺乏共识。本文基于实证和理论分析,系统研究了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问题。首先,结合货币政策冲击和月度SVAR框架,发现通胀的响应程度在2010年后大幅下降。由于证据显示总需求曲线并未平坦化,因此通胀响应弱化可解读为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数据显示,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与生产率增长放缓同时发生,因此,本文在标准DSGE模型中引入纵向内生增长渠道,该渠道基于研发投入和知识资本积累,从而使生产率内生于经济周期。研究发现:(1)内生增长渠道放大了需求冲击对产出的影响,但缩小了需求冲击对通胀的影响;(2)内生增长渠道改变通胀和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但不改变边际成本向通胀的传导。分段估计显示,2010年后,通胀和增长的关系弱化是边际成本传导变弱和内生增长渠道变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由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中央银行应继续坚持稳增长和就业优先战略,关注但不必过于担心由此引发的通胀压力。     

趋势性冲击、政府消费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基于开放经济RBC模型的比较分析

趋势冲击是指对于技术增长率的冲击,即技术增长率服从一个随机过程。趋势冲击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周期波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的经济波动特征更为接近新兴市场,因此趋势冲击可能是驱动中国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趋势性冲击和暂时性冲击的开放经济RBC模型,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的大部分经济波动特征;包含政府消费和趋势性冲击的开放经济模型则出现了过度拟合,拟合结果较差。这可能是因为两种冲击存在"叠加效应"。     

信心、预期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

有关文献大多将预期视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本文尝试考察预期的可观测性。首先采用混频时变DFM方法估计了中国的潜在产出,以代表经济基本面,发现中国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就开始下行。接着构建了一个不完全信息SVAR模型,基于动态识别方法估计预期冲击和噪声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者信心指数“错误”预期主要宏观变量的变化;相较而言,商业信心指数是更好的预期指标,但包含噪声成分。以商业信心指数为预期变量,预期冲击对主要宏观变量形成持久的正向效应,预期冲击解释了潜在产出变化的60%,解释了GDP变化的55%;噪声冲击对宏观变量具有正向“驼峰状”影响,对GDP的短期解释力超过8%。消费者信心指数表现不佳可能源于消费和宏观经济的脱节。本文的基本结论在大数据集、替代指标、基本面检验以及其他识别方式下依然成立。     

外国产出波动、通货膨胀与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

根据全球通胀假说，随着经济开放度下降，外国经济对本国通胀的影响逐渐让位于本国经济，这一假说与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密切相关。本文首先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间接分析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结果表明，外国产出冲击对本国通胀有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2010年后弱化，近年来外国产出与本国通胀出现“脱钩”迹象。反事实分析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输入型通胀不足以解释中国通胀的弱周期性。为解释经验发现，本文构建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开放经济模型。数值分析表明，本国通胀对外国产出的周期敏感性随着贸易开放度下降而弱化，但本国通胀对本国产出的周期敏感性不会因贸易开放度下降而显著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