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与上市企业投融资*——基于我国247座城市的初步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社科院披露的我国247座城市地方政府性债务对金融稳定影响的评价指数,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对上市企业债务融资与资本性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理。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好地区相比,处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差地区的地方政府控股国企,其杠杆率均显著较高,但企业资本性投资效率却显著较低,企业产能过剩的财务特征十分明显。这表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会显著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融资,并且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越差,透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或干预,通过预算外举债,政府“杠杆”有转化为企业“杠杆”的风险。本文明确了“去杠杆”究竟应去谁的“杠杆”问题,对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转变为“内涵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创新投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分析

以中国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本省创新投入可以通过1条直接路径和3条间接路径影响本地及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利用ESDA、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直接路径下创新资金投入对本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促进效应,创新人员投入则显著提高了本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本省创新人员投入通过“挤占效应”阻碍了其它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在创新投入的“协同效应”、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同效应”及官产学研的“协作效应”等空间溢出机制作用下,创新资金投入通过3条间接路径促进了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人员投入则提高了外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前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后期产业结构发展具有动态影响。     

政府制定经济目标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

预期往往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以中国政府“两会”报告中提到的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引导社会预期的重要导向,观察这个经济计划对实际经济的影响。笔者发现,政府增长目标基于 过去的实现增长,同时又显著影响本年实现增长。这个结果对全国“两会”效应和地方“两会”效应都存在。这意味着政府设定目标有可能起到了推动经济波动的结果。整体上说,近年相对稳定的经济 增长目标显著降低了经济波动的可能性。本文检验发现,政府目标对实际增长的影响主要是政府的政策发挥作用,但预期效应不明显。一些政策意见在本文的结尾被提出讨论。     

路径依赖、市场进入与资源型城市转型*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兴,但也面临转型“困境”。本文试图以经验数据证明资源型城市存在路径依赖,并分析路径依赖效应阻碍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表明,路径依赖效应通过技术与制度“双重锁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掩饰下“侵蚀”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在资源枯竭时期,路径依赖效应会导致城市丧失快速发展资源替代性产业的能力,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基础设施落后使城市陷入转型“困境”,单纯市场调节很难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自我修复,政府管理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突破路径依赖的关键在于新企业的“市场进入”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推动资源禀赋优势向其他要素禀赋优势转化,使资源型城市突破路径锁定,实现转型。     

中国城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90-2005

面板数据分析表明,1990—2005年我国城市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间是负相关关系;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间是正相关关系。不同区域位置和不同规模城市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有显著差异。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中介效率,促使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是城市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方向。     

银行业结构、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

在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本文利用1995~2011年期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了银行业市场结构、金融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上升与金融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忽视空间溢出效应,会低估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和金融深化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与溢出效应;金融效率、非国有经济、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资本形成、对外开放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负效应,新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增长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容忽视。     

“明斯基时刻”之考辨

最近这场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对该术语考辨后发现,源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尽管具有“危机拐点”和“危机过程或阶段”这两种不同含义,但它们却均是对明斯基思想的贬低乃至歪曲。该标语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化以及曲解为单纯的“时刻”、“时段”、“融资分类法”或“非理性疯狂”,结果是,每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冠之以“明斯基时刻”,而该假说所描述的动态机理却被忽视了。明斯基为我们所做出的最为重要且鼓舞人心的贡献在于“明斯基动态”,即他对现代金融化经济变得如此不稳定的内生动态机制的理解,而这种洞见如今却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饱受忽视甚至压制。     

家庭部门债务、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基于135个国家和地区1960年至2016年的跨国数据,探究了家庭部门债务变动对经济体未来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家庭部门债务变动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作用效果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总体上,前期家庭部门债务扩张行为会导致未来经济增速放缓,同时加剧金融不稳定程度,加大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言,上述结论均成立,但发达国家家庭部门债务扩张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更大。政府和宏观监管部门应当采取适当的干预政策,做好事前风险防范,防止家庭部门债务扩张行为引发的不良经济后果。     

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2017年预测

2016年经济呈现出短期底部企稳与泡沫聚集的特点。在潜在增长平台下移、周期性、结构性以及趋势性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巨大,2017年宏观经济仍将持续筑底。而底部运行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程度、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新产业新动能培育、房地产周期调整、政治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对潜在风险的化解与对策等多种因素。与此同时,在“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下,我国债务规模快速攀升,债务水平已经积累至相当程度,债务的结构性风险突出,尤其是广义政府债务水平超出国际警戒线。而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本质上大多与债务风险密切相关。比如资产泡沫的聚集,实际上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中投放的大量货币在股市、债市以及房地产等领域的伺机流动。债务风险有可能是引发中国经济爆发危机的关键点。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具备防范危机的实力,但是对于可能引发危机的潜在因素必须重视。一方面,树立正确的危机观,不惧怕危机,建立危机应急机制。另一方面,在债务风险演变至债务危机前,防患于未然,建立风险缓释机制。     

市场开放、地方财税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键与核心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产业结构优化形成方面。本文系统分析了市场开放与地方财税竞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并采用2003—2014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开放显著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但国际市场开放和国内市场开放作用力的大小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国内市场开放的作用力更大,中部与西部地区则相反。地方财税竞争一方面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另一方面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本文进一步考察发现,地方财税竞争会削弱市场开放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的效力。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拉弗效应”,结构性减税只要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保持一致,就能在增加财税收入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地方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是,其中的经济建设性支出会扭曲资源配置,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地方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结构效应,所得税相比商品税更趋于优化产业结构。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市场开放、矫正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实施财税体制改革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经济发展、老龄化与政府债务累积的加速效应*

本文基于世界63个经济体1996—201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静态、动态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老龄化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加速效应。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老龄化不仅能对政府债务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而且对于相对发达的经济体而言,老龄化对政府债务累积的影响更大。文章政策含义是,为了减缓加速效应,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税收结构、完善国有资本划转等方式保持政府收入稳健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打破养老支出刚性,使其增长幅度与经济增速和政府收入增速相匹配。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与经济增长*

根据Ghosh et al（2013）财政空间理论，利用2010—2019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省级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个别省份出现了财政疲劳现象，要把控好债务风险雷区，但各地区债务限额存在异质性，在不损害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大部分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实施财政刺激政策。我国省级政府的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当政府负债率高于财政空间的临界点（或较低的财政空间）时开始阻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通过降低政府负债率实现更高的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渠道是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储蓄和长期真实利率也是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长期名义利率未能成为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制度基础——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发展动能依靠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新阶段，制度基础是否为新动能提供了有效激励？基于2009—2016年中国内地省际数据，采用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市场化、政府创新扶持、技术市场发育、金融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等5个制度因素对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市场和政府对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作用并不是非此即彼，加速市场化进程和加大政府创新扶持均会产生显著促进作用；②促进技术市场发育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③以贷款余额表示的金融发展并未对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性影响，表明存在金融错配，金融资本并未有效进入创新领域。     

当前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的优化方案及相关建议*

本文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的背景及利弊,认为当前推行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防范化解金融体系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置换方案在发行定价机制、综合改革效应等方面存在一定优化空间。针对现行存量债务置换存在的不足,本文建议借鉴1998年以来我国两次发行特别国债推动国民经济债务重组的经验,通过发行特别债券和开展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实行第三次国民经济债务重组。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Government consumption,government debt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government debt on economic growth using data from 83 countries, including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markets, over the period from 1960 to 2014. Linear regressions reveal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re relatively higher tha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 debt. A nonlinear investigation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restrictions o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o prevent negative growth are more important for countries with lower trade openness, lower inflation, or greater financial depth, whereas the restrictions on government debt are shown to be more important for countries with higher trade openness, lower inflation or greater financial depth.     

产业投资基金真的可以驱动经济结构优化吗——产业基金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驱动程度的PVAR模型分析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众多地方政府选择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优化经济结构的助推工具,但实践中各地方产业基金的投资效果与期望目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对产业基金的经济优化效应进行检验。运用诺依曼定理分析产业基金与经济结构优化的互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将经济结构优化表示为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并与产业投资基金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基金并不是经济结构优化的驱动因素,而只是其结果。一方面,产业基金并不会直接驱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而是通过增加金融投资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会显著吸引产业投资基金。鉴于大量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效果不显著,因而应当重点促进多元金融产业发展、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论文在测度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收入分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HAC—GMM、SYS—GMM方法,深入探讨了居民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严重阻碍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这种影响在时间上没有减弱的趋势,在各地区之间呈U型分布,即东部和西部更高,中部相对较低。同时,金融深化也是促进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时,应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金融发展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政策实施的力度和方向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而有所区别。     

工业效率与中国增长极形成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实证检验和理论解释

本文阐述了工业效率的提升对增长极形成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选用了城市区域贡献率水平、城市区域增长率水平和城市区域发展水平三个判定条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对2001—2018年中国200个地级市,是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极进行了筛选和识别。本文实证检验了工业效率提升对增长极形成的作用机制,发现工业效率的提升能够显著推动增长极形成,其作用的过程机理是工业效率的提升一方面直接推动增长极形成,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间接地推动增长极的形成。同时发现,道路基础设施和互联网基础设施是通过促进工业效率提升,间接影响增长极的形成。人口规模和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增长极的形成也有显著正向影响。     

绿色科技创新、财政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绿色科技创新、财政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内在动力和空间效应已经形成;绿色科技创新和财政投入分别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短期正向效应;绿色科技创新和财政投入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应当强化综合机制效应,保持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科技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提升财政投入绩效,有效激发科技创新投资支持产业升级;作好政策统筹协调,发挥各项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