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2—2022年企业和个人调查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的地区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提升的非对称性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能力鸿沟的弥合能够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企业并购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并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并购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强烈。拓展性分析发现,并购显著提升了雇员的劳动收入水平,且使得公司高管与雇员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缩小。本研究为并购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构建提供了借鉴,对于如何通过并购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目标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沪深港通交易机制开通,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DID方法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换变量衡量方式、更换样本选择区间以及PSM-DID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构建银行业竞争指标，并基于2007―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越激烈，越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高科技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按照银行类型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贡献的竞争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本研究丰富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对银行及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北大核心

利用2006-2019年沪深A股数据,本文考察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表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1)降低资本成本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两大作用路径;(2)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主要提高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3)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当企业自身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信息透明度较低,或可比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较强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更强;(4)会计信息可比性通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

在数字经济盛行的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结合文本分析法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价值,并且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从信息优化、财务稳定和内部治理三个方面驱动企业价值的显著提升。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探讨了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减税降费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位数回归显示，减税降费力度越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轻资产类型与中小型企业中，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股权集中度与两职合一皆在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减税降费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道不同可相为谋：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

本文使用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烙印理论交叉融合的理论基础，着眼于企业战略决策的视角，实证分析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管团队异质性程度越高，越能够推动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其中制度性烙印和经验性烙印的差异在影响企业数字化战略选择时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具有差异化背景的高管团队会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渠道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意愿。第三，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上述结论的启示：企业应提升高管团队的多元性，充分利用高管的差异化资源优化企业战略决策；企业应重视对数字化人才的培育和引进，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政府部门应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影响着企业决策。本文以沪深两市2016—2020年的A股非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政府间专项转移支付、劳动收入份额与共同富裕

作为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政府间转移支付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笔者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地市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系统性考察了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分析指出，专项转移支付占GDP之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平均下降0.747个百分点，政府转移支付规模扩大显著阻碍了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并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进一步得出，一方面，转移支付显著提高了资本要素的回报率，因此使得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更偏向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另一方面，转移支付也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发展当地消费服务业能够有效缓解这一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作用机制研究

选用沪深A股上市的2039家制造企业2010—2021年的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主要通过加大创新资源投入、缓解融资约束的方式来发挥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非国有、有政治关联、东部地区的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更显著。     

企业金融化改变劳动收入份额了吗？

企业作为初次分配的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企业金融化行为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属性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果不同。通过嵌入市场化程度和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发挥了抑制调节效应，即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管理者能力则发挥了催化调节效应，即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此，应全面、客观地认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根据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实际情况，引导企业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正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以2013—202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降低融资成本两条作用路径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具有更明显的价值提升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则效果不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有助于鼓励企业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为政府部门出台促进数字化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覆盖广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最大；数字金融对中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和营商环境正向调节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扩展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门槛效应。     

金融科技、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与前沿技术融合的新产物，能对实体经济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提升财务配置质效、激发数字技术创新活跃度并强化风险平滑能力，这些都能有效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特别地，良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充分释放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驱动力的重要条件。本文结论为优化金融科技发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完善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集团共同审计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吗？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集团的内部要素配置效率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要议题。基于外部信息治理视角，本文探析了共同审计对集团劳动要素分配的提升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团上市公司共用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更小、多元化程度更高以及共用会计师事务所为“四大”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集团共同审计能够改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效率并促进劳动力升级，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而非高管层面。本研究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以期为提升集团效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异地并购——基于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的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异地并购,有效提升异地并购的概率和成功率;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在二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企业异地并购。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并购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小规模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并购的影响还能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不仅拓展了企业异地并购影响因素的视角,还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企业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分析——基于2558家制造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研究期间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企业数字化转型可显著促进其创新绩效的提升,尤其在国有企业及高创新资源城市中的表现更为明显。在机制上,信息披露可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而供应链集中度则会弱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增强企业研发强度来促进其创新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