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当·斯密对法律的经济分析

用经济学的概念及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被称之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在经济学说史上，亚当·斯密第一个把经济学分析扩展到法律制度，成为当代法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在《国富论》中，斯密通过对学徒法、谷物法等一系列法律的经济分析，揭示了法律制度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     

马克思法经济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现代法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法经济学思想既有秉承又有重构。马克思既从经济角度看法律，对法律现象进行经济分析，探寻隐藏在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又从法律角度看经济，对经济现象进行法律分析，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法律逻辑。对我国现有的各种法律问题进行经济分析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经济分析为标尺，这既是我国法经济学真正的本土化过程，也是法经济学指导我国立法和执法的过程。因此传承马克思法经济学思想，吸收借鉴西方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是构建我国法经济学的本体论框架、实现我国法经济学研究实证化的有效途径。     

对法律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反思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与法学交叉的边缘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正日益受到中国经济学界、法学界及立法、司法部门的密切重视.本文简要介绍了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重点针对法律经济学的两大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与最大化原则"、"以效率作为衡量法律制度的首要标准"进行了反思,强调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应该认识到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主张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以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更见哲理和人性.     

从法经济学基本定理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者热议的话题.法经济学的斯密定理、科斯定理和霍布斯定理表明,自由交易是影响个人福利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要保证自由交易,人们必须界定好产权,并在自由交易不能达成时通过法律制度安排保证交易的进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恰恰在于政府做好了两件事情:第一,逐步界定和保护了产权;第二,通过法律促进了自由交易.     

从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到当代法律经济学

马克思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对法律与政治进行了经济分析,他的这种分析是法律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先声。法律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它是对马克思的宝贵理论资源的继承,是对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运用。     

"经济人"现实说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人"是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一种内在的经济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其原本属性规定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其深刻的理论内核和思想精髓使之成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并为整个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与安排奠定了基础和基本框架.     

经济学的发展与人性进步

经济学有深厚的人性基础。斯密的“利已心”成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戈森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享乐最大化定律。凯恩斯利用人的基本心理规律成功实现了宏观调控。贝克尔从人性出发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解决了许多发展难题。制度经济学健全人性：以制度的激励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以制度的约束机制制约人的消极行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全面发展人性，人性发展对经济发展也有巨大的反作用。     

斯密的伦理学及对经济学的贡献

伦理和道德是人类实际行为中最为关键的考虑因子,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通过更多、更明确的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学,经济学可以变得更有解释力。斯密的《国富论》,被公认为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然而斯密认为他最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却鲜为人知。本文就是从《道德情操论》入手,分析斯密思想中的伦理学,并阐述伦理学对经济学的价值和意义。     

经济增长的源泉:资源禀赋、技术还是制度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的探索，经济学界从来没有放松过。从传统经济学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从斯密到索洛，再到诺斯，分别论述了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根据三种理论的系统梳理，指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资源禀赋、技术创新和制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某种单方面的因素。     

“斯密问题”：作为“问题”的论域与意义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就发现并提出了所谓“斯密问题”；从那时起，把斯密看作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就几乎成了研究斯密的传统“信条”；人们由此形成了一种常识性的共识正是斯密自己造成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人格分裂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价值紧张，并因而使经济学陷入了愈来愈“不讲道德”的困境和使伦理学愈来愈沦为只会空洞说教的意识形态工具。然而事实是，“斯密问题”是一个只有在特定的论域中才有意义的问题——严格廓清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我们理解斯密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与伦理的自然关联，还是作出重塑现代经济与伦理再度结盟的努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分化与综合

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的是由斯密创建的,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阶段经过了穆勒和马歇尔两次重要的综合,形成了价格均衡理论,建立了微观经济学。面对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危机,凯恩斯革命由此诞生,但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总量分析是缺乏微观基础的。所以萨缪尔森因此就创立了“新古典综合”,即“凯恩斯经济学”加“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萨缪尔森“新综合”是马歇尔体系的翻版,是一种病态的体系,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是失败的综合。最后杨小凯又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综合的思路。     

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西方经济学始于重商主义。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重商主义理论体系受到了英国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重农学派的批判。然而经济学界与重商主义的斗争一直没有完结,直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才最终战胜了重商主义。斯密在对重商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形成了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第一次伟大变革。本文阐述了斯密革命的产生背景、内容及其对后来经济学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两种价值理论和古典资本理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具有独立生产力性质的要素,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资本是体现剥削性质的社会关系。对资本性质认识的分歧建立在要素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论都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判断资本的本质是生产力性质,失去了对社会关系的批判性。而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资本剥削性质的判断,割裂了资本和商品使用价值的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根据实践建立符合自身需要的价值论,并对资本性质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     

马克思社会经济分析模型的建立与中国适用

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理论,其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强调科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以及制度变迁的作用。但发达国家理论家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完整地建立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分析模型。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为实际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并以此指导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思想简论——兼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比较

天下"皆为利"与善因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前提,肯定人们求利、求富的合理性,在等级森严,"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踰贵"的秦汉社会,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亚当.斯密"经济人"与"看不见的手"的假设亦强调尊重个人的求利行为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司马迁与斯密研究求富、逐利行为,尽管皆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前提条件,但因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及视角各异,二者又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思想。前者代表了庶民地主和工商业地主的利益和要求,而非为替资本主义辩护,后者则是上升时期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要求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     

论经济哲学认识论中的两条路线

经济哲学认识论思想以自发的形式肇端于亚当·斯密,由于两种经济哲学认识论倾向存在于同一思想体系而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李嘉图和奈特使两种经济哲学认识论路线得以成型,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是它们各自的后继者。前者以人的认识能力无限论为逻辑前提,后者则把经济哲学认识论建基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论的基础之上。以人的认识能力无限论为指导的经济学研究离现实经济生活越来越远,学院化倾向愈演愈烈;以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论为指导的经济学研究则日渐显示出经济生活智慧的气象。     

亚当·斯密《国富论》所涉中国经济论及其当代启示

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乾隆时代,而"康乾盛世"并没有与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同步,从而丧失了一次重大的世界性的历史发展机遇。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有关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的重要原因。同时,研读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观念变革重要性""放眼看世界重要性""制度变革重要性""开拓世界市场重要性"以及"追求真实价值重要性"等对当代中国深化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诸多有益启示。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三鹿奶粉事件给众多婴幼儿家庭造成了极大伤害。依法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是刑事立法的本意。对于事件的善后处置,笔者认为,应当加大民事赔偿力度,使受害者心灵得到些许慰藉,特别是应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对其他企业起到良好的警示、震慑作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惩罚性赔偿作了规定,尤其是《物权法》颁布以来,惩罚性赔偿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以三鹿奶粉事件的民事赔偿为切入点,从惩罚性赔偿功能定义出发,探讨国内外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关规定,阐述我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赔偿标准等。     

古典经济学的农业基础论

古典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从论证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的。从威廉·佩蒂,到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斯密都对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作过有见地的,甚至是开创性的论述。他们的这些论述,不仅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我们研究解决现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温亚当·斯密的价值决定理论

重温了斯密的价值决定理论,提出以下观点：第一,斯密一共提出了五种价值决定理论,分别为耗费劳动论、购买（支配）劳动论、负效用论、生产成本（费用）价值论和支配力价值论;第二,斯密的价值决定理论不是互相矛盾的,不存在所谓的二元论,其中心思想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第三,斯密提出的耗费劳动价值论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种变形;第四,斯密没有提出收入价值论,那些认为斯密提出收入价值论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成本和收入这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