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影响机制及回弹效应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已成为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在要求。基于发明型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理，同时，采用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回弹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总体上均有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其中，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大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次，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发明型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城镇化则存在遮掩效应。此外，不同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回弹效应”,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回弹效应”大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土地资源错配、空间溢出效应与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系统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地方政府以低价大规模供应工业用地的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土地资源错配不仅抑制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还对周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土地资源错配引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土地资源错配对不同区域城市、不同规模城市以及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对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为正，对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抑制了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但对非资源型城市的负向影响尚未凸显。     

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的工业碳减排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能力有所区别，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能力最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次之、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最弱。据此，提出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等相关建议，以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使“减排”与“增效”兼得吗?——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

以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外生政策冲击，基于2011-2020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及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从技术含量及专利靶向两个维度进一步讨论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从而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2)绿色技术创新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的重要渠道。相较于碳排放效率，绿色技术创新在“减排”方面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是实现城市碳排放总量下降的关键抓手。(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激励实质性创新活动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实现了城市“减排”与“增效”兼得，策略性创新仅在减少城市碳排放总量方面发挥作用，但应警惕末端治理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不利影响。(4)“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通过诱发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以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推动了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城市绿色转型。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利用“有效投资...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识别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经济效率优化的关键途径。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带来的红利。     

贸易开放、产业地理与绿色发展*——集聚与产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C-D函数和CES生产函数，本文模拟了产业地理的演变逻辑，构建了一个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模型，阐释了贸易开放、产业地理与绿色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对产业地理的形成具有异质性作用，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影响。依据《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本文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借助2004—2015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贸易开放的效用是进口和出口之间作用力相互抵消或彼此增强的结果，二者对不同产业集聚的影响效力表现出线性、U型和倒U型特征，异质性体现明显，且存有“渗透边界”，对一些产业区位的影响在现阶段不显著；第二，与贸易开放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相比，贸易开放与产业地理的交互作用随所处产业地理情境的不同会导致直接效应被增强或弱化。     

绿色发展目标下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助力城市降碳增效。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理和内在机制,并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升周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2)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数字产业发展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方面提升碳排放效率;(3)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城市规模大、碳排放水平高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新型绿色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环境规制对碳效率的多重路径及门槛模型研究

从结构升级及效率提升两大维度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环境规制是如何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非参数百分位自抽法，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交互调节模型验证影响路径，并利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路径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2)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集聚“遮掩”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3)环境规制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和调节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结构和效率的双重激励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维度问题，以提高准度，把握力度。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选取2011—2021年中国工业投入产出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显著驱动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业行业、西部地区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工业碳排放效率的赋能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生产效率、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经济集聚是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的主要作用路径,且工业生产效率的中介效应更强。鉴于此,应当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制定针对性创新机制,推动工业体系智能化升级;促进“AI+工业”深度融合,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以推动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     

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本文针对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基于2003—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据，从污染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考察了绿色制造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进而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及路径。主要结论是：(1)绿色制造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2)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对重度污染制造业行业绿色发展作用更明显；(3)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可以通过节能减排效应、能源结构优化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效应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建议：鼓励制造业进行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并采取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大能源结构优化力度，促进高效、低碳型能源制造业体系建设；完善绿色制造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增强绿色制造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发展，形成以绿色知识、绿色制造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

“30·60”的双碳目标提出后，工业智能化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驱动力，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多维度实证分析了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工业智能化发展能够提升工业碳排放效率；(2)工业智能化能够依靠技术进步和抑制能源强度提升工业碳排放效率；(3)空间效应上，工业智能化的发展能够提升本地区工业碳排放效率，但对周边地区工业碳排放效率的溢出、扩散效应还未显现；(4)工业智能化对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其发展能够带动东部地区工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而对中西部地区工业碳排放影响较小。研究结果有效补充了有关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及有关工业智能化的研究，为工业智能化驱动工业碳排放效率提升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工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     

贸易开放的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Grossman的经典理论框架下剖析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从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角度分析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具有较强的直接促进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贸易开放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和数字经济的技术效应增加碳排放，但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结构效应抑制碳排放，但综合效应会增加碳排放；基于人均GDP的异质性检验显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间接抑制作用无法抵消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贸易开放能够通过直接效应抑制碳排放，但综合效应会增加碳排放；碳泄漏检验显示，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存在较严重的碳泄漏问题。     

绿色技术创新与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与互动响应

基于长江经济带2011—2020年的数据，构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综合指标及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指标，运用非期望产出slacks-based measure-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SBM-DEA)模型及全局主成分-熵权法对综合指标进行测度，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考察了绿色技术创新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水平，并依据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系统地考察了绿色技术创新与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与高质量绿色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稳定上升，整体上由初级协调转变为良好协调，说明绿色技术创新与高质量绿色发展间存在较强的互动水平和较高的协调关系；(2)绿色技术创新和高质量绿色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长期上体现为相互促进；短期内，绿色技术创新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促进关系，高质量绿色发展可以引导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效应；(3)对绿色创新效率分解得到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相比于绿色技术效率，绿色技术进步更能...     

绿色税收政策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吗?——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设计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指数,选取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在扩展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对绿色税收政策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碳排放量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虽然不断下降,但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都显著抑制了中国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绿色税收政策会抑制区域内的碳排放量,但西部地区的"倒逼减排效应"尚不显著;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后,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因此,可从提高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实施地区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推进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挂钩和完善现行税收体系等方面着手降低中国碳排放量。     

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吸收能力理论，利用2013—2021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对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持股比例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吸收能力在国有股权参与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分析师跟踪是有效的调节变量，国有股权参与与分析师跟踪的交互效应正向调节上述中介关系。分层类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具有中央国有股权参与、属于高污染行业，以及所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