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区分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经验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生产分工深化促使传统国际贸易格局向全球价值链贸易转变。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贸易协定（RTA）逐步成为国际经贸合作与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本文从“覆盖度”和“执行度”两个层面构建RTA深度指数,并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模式,探讨中国已签署RTA的深度如何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后向嵌入。研究发现,RTA深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在一般贸易模式下的前向价值链嵌入,以及两种贸易模式下的后向嵌入。不同类型条款的深度、价值链嵌入方式、缔约伙伴发展水平及具体行业都会对RTA深度的价值链嵌入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指出,RTA深化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发展,降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塑造了开放、高效、稳定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进而推动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提升。本文结论对中国推进高质量自贸区建设与实现价值链深度参与和地位攀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亚太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RTAs数量与质量的对比研究

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区域贸易协定（RTA）签署的数量激增，学术界理论与现实出现悖论，引发学者思考各国热衷于建立RTAs背后的原因并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本文首次从RTAs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效应哪个更为重要的视角，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深入探究发达国家在新时期推进新一代贸易协定规则的原因。通过比对RTA协议的每一条条款，测算出涉及传统WTO+和新一代WTO-X领域的条款覆盖率和法定承诺率指标来衡量RTA的质量，实证分析得出，签署高质量的区域贸易协定能更有效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该影响效应在发达国家中更为明显，而发展中国家受限于执行能力在新一代规则下签订RTA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基于亚太地区规则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贸易增长方式变革、数字保护主义升级和数字发展鸿沟加深要求提升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能力、加强数字贸易规则合作。亚太地区经济体数字经济基础牢固、规则合作需求较为迫切,但由于地区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自由化雄心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且大国博弈使地区贸易问题日趋政治化,客观上增加了数字贸易规则合作的难度。目前,亚太经济体通过参与超级区域贸易协定和区域数字经济/贸易协议两种路径积极开展数字贸易规则合作,初步形成区域数字贸易治理合作范例与典型模板。中国应从补齐数字贸易发展短板、完善数字贸易国内规则、深化区域数字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区域规则谈判、鼓励数字企业规则实践等方面提升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能力水平。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守正”与“拓展”:基于标准化视角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调整，标准化全球治理成为全球治理实践发展新特征。标准化全球治理通过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内容广泛以及治理方式更加灵活，将传统全球治理无法有效控制的微观层级和公共服务等纳入治理范畴，成为传统全球治理的有益补充，也为中国从深度参与向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跨越带来新机遇。而“守正”与“拓展”并举是现阶段中国实现这一历史跨越的现实之选“。守正”是我们始终做多边主义践行者“；拓展”是把握标准化全球治理新特征。但标准国际化之不足、世界标准强国激烈之竞争是我国突破标准化全球治理面临的两大主要难题，而数字化为中国突破发展瓶颈带来更多可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本价值遵循，以标准的制度型开放为根本制度路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活动并提高国际标准提案质量，关键领域国际标准化的重点突破，把握数字标准化与标准数字化新业态是中国实现从深度参与向引领全球治理跨越的重要路径。     

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演进与趋势

随着数字全球化转型的推进,如何治理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最具争议的全球治理议题之一。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然、经济和法律属性增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呈现治理机制网络化、治理目标多元化、治理选择兼容性低等特征,这对全球治理合作体系的有效性及传统治理政策的适用性形成了挑战,治理目标难以平衡、治理能力难以跟进、治理合作难以达成。未来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趋于区域层面的治理合作,推动区域规则的兼容性和国家政策的互操作性将成为必由之路。中国应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政府与企业同向发力,规范和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提高参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能力。     

全球农业治理规则与中国参与：现状、挑战与进路

国际规则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步演化为各方话语表达与权力博弈的交汇点,全球农业治理及其国际规则亦如此。全球农业治理的主要规则存在一般性规则、专业规则和区域性规则三个互补层次。作为发展中农业大国,中国不仅以诸多实际行动遵守和落实已参与的全球农业治理规则,而且不断探索推动既有规则变革的有效路径。中国参与全球农业治理面临发达国家掌握更多主动权,国际规则博弈竞争加剧,综合国力仍然有限,以及既有变革的成效尚不明显等挑战。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和运用国际规则的能力,积极提供更多制度型国际公共产品,充分发挥既有国际组织和双多边机制的作用,并探索更多新的全球农业治理路径。     

网络化视角下RTA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DESTA数据库提供的各国RTA签订情况数据库构建了1995—2021年全球RTA网络,测算了各国在RTA网络中的中心度指标,随后运用扩展引力模型从网络地位异质性视角实证分析了具有不同网络地位的RTA（用伙伴国在全球RTA网络中的地位来衡量）的出口贸易效应大小。研究发现：与网络地位越高的伙伴国签署RTA越有利于促进一国对伙伴国的出口,即网络地位越高的RTA,其产生出口贸易促进效应越大;促进技术扩散和降低出口贸易成本是高网络地位的RTA促进本国对伙伴国出口的两条主要渠道;不同网络地位RTA的出口贸易效应大小随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出口产品类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为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为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网络、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建设以及充分利用RTA网络助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型区域贸易协定:性质、影响及多边化问题研究

从21世纪开始,新型深度区域贸易协定(RTA)的迅速发展削弱了以WTO为核心的传统多边贸易治理体系.本文通过逻辑分析、基本经济学分析和文献述评研究认为新型深度RTA具有性质和影响的两面性:一方面作为“深于”且“广于”WTO的深层协调机制,巩固了跨国生产网络并提升参与国竞争力,另一方面作为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型规则制定,“权力导向”明显.为此,本文提出在多边框架内规范新型RTA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进一步讨论在跨区域巨型RTA的冲击下,中国贸易治理多边化与区域化实践的具体选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必须做好相应的路径选择。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互相影响、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动态演化过程,是一个从卡理斯玛权威转向法理权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就要在党的建设、参与主体、政府职能、法制建设以及方式方法等方面寻找路径。     

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

学者多从国际政治学角度对全球治理这一命题进行分析,但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象是经济问题,因此也需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本文从公共品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经济学含义。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课题。本文分析了中国对全球公共品的需求特点和供给能力,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增强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而这除了增强国力之外,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更适应参与制订全球规则的需要,从而提高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     

以协同共治推进区域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区域协调发展面临众多矛盾,社会的个体化与区域发展的整体性、治理资源的分散化与社会风险的系统化、治理机构的边界分割与不断增强的流动性,以及网络世界的碎片化与现实生活的持续性之间的矛盾等,成为区域治理亟需解决的问题。协同共治是解决上述矛盾,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方面将协同理论运用于区域治理实践,超越单一系统形成综合性的行动和治理模式,系统构建理论指导、体制机制、效果评估和反馈体系等;另一方面提升区域政府联合体协调能力,提升多元化主体参与治理的权利和能力,并进一步在行动中产生创新性理念。     

论中国公司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立法与路径

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在立法上规定了监督参与、管理参与以及资本参与等法律路径,中国法律对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法律路径有所涉及,但不够全面。债权人作为公司借入资本的出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是正当的,债权人凭借这一特殊出资者身份,不仅可以通过监督的路径参与公司治理,还可以通过管理以及资本参与公司治理,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了公司利益的维护。     

中国参与全球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

全球创新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结合其目的以及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大体可将全球创新治理的实践活动划分为4种不同的类型。当前中国在参与不同类型的全球创新治理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模式并实现了不同身份阶段的转换。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需要注重针对不同类别的全球创新治理活动制定不同的参与对策,通过能力建设提高自身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话语权,并致力于推动相关的国际制度建设。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论述、理念与方案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是自身发展和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共同需要。中国在"共商共建共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和开展全球性问题的科技应对。可从以下方面制定和实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中国方案:积极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和国内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商谈与合作;基于"一带一路"等平台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平台与联盟的建设,对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做有益补充。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有必要将全球科技治理视作全球治理的一个独立的次领域,并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与职能

全球化给公共卫生带来了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带来了契机。国际非政府组织凭借其自身优势,广泛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在传染病与慢性病防治、促进儿童与妇女的健康保护、资助医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改善公共卫生设置与促进饮用水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职能,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网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球治理下的气候变化治理研究——评《全球治理:概念与理论》

<正>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治理,是一种民主的治理,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将以平等关系,共同承担对于全球性问题的责任。《全球治理:概念与理论》一书对全球治理的制度与结构进行了介绍,同时在与国家治理的比较研究中突出了全球治理的地位和角色。该书结合全球治理理论的新发展,选择全球社会组织、全球冲突与安全治理、全球金融与     

区域经济集团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以双边FTA为主要形式的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在全球范围内数量激增，成为全世界各国谋求对外经贸合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本文从中国参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组织的现状入手，分析了中国参与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继而讨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参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组织应当采取的对策，以及如何利用这一趋势对经济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全球失衡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基于SWOT分析框架

目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日益严重,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困境,财政政策空间缩小,常规经济政策失效。各种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如贸易保护、汇率干预、资本流动管制等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是重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金融体系,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因此解决中国的双顺差现象被发达国家视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亟需提升。本文尝试运用SWOT战略分析框架,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展开实证分析,分析中国的比较优势、劣势、机遇、威胁以及核心竞争力,进而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实现国家利益和战略意图。     

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大气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区域协同治理政策是中国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果的关键。首先对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治理效果展开分析,提出假设1~4;进一步以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SO2为典型污染物,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减排效果,以及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三种中介路径下的间接影响。结果显示：(1).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城市为实验组,其它城市作为对照组,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影响系数为-1.3427,政策显著降低污染排放水平,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2).分样本检验显示,京津冀地区政策效果明显优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高于欠发达地区,政策执行中的区域异质性不容忽视。(3). 三条中介路径中,区域协同治理政策通过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污染减排效果显著,而通过影响产业结构产生的间接驱动效果微弱。继续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政策落实中,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化特征基础上,重视中介路径的识别和可能带来的减排潜力应成为重要的政策优化方向。     

政府治理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的机制：市场效应还是代理成本效应？*

本文检验了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差异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以及具体影响这一重要经济后果的路径。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治理水平改善能够对民营企业生产率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核心机制在于市场效应和代理成本效应。其中,市场效应占主导地位,政府治理水平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市场效应。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了企业产出对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的敏感性。其中政府治理的市场效应主要影响产出对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的敏感性,而代理成本效应主要影响产出对中间投入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