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党变革与转型理论初探

本文综述性地介绍了西方政党变革与转型理论的三种分析路径,重点介绍了“系统层面趋势”分析,尤其是描绘了政党不断变革和转型的路线图,即权贵型政党一大众型政党一全方位型政党一卡特尔型政党一新政治型政党。总结了政党转型的一般规律,即政党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增强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政党认同的嬗变与重建:基于社会治理结构变迁的分析

当今世界政党认同面临着挑战和进一步建构的必要。从社会治理结构变迁的角度可以发现,在委托式治理发展中,政党随之产生并成为其运作的主要组织依托,它具有较强的利益代表功能和制度建构功能,这为大众型政党的较高的社会认同奠定了基础。在参与式治理中,政党的代表功能由于受到公民参与和其它代表工具的挑战而日益萎缩,政党日益"国家化",其社会联系和民众认同日趋薄弱,这严重影响了政党及其制度性功能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虽然也面临一些相似和独特的认同挑战,但她始终以引领与服务社会为己任,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创新功能实现方式,不仅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社会认同,而且为西方政党认同的社会建构提供了启示。     

找回列宁主义：作为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

当今世界诸多现象表明列宁主义的时代相关性，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理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帝国主义行为逻辑，思考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之可行道路，均要求我们回到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为遭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剥削、压迫的人民提供了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它有四根理论支柱：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先锋队政党理论，发展型社会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有力地塑造了世界的现实，找回列宁主义，才有可能准确地认识这个世界。从学术角度看，列宁主义是已得到事实验证的、可信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足以作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讨论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政党政治的世纪,也就是说革命或者说解放政治总是与政党政治相勾连.但是在20世纪后期,因为“文革”的失败和60年代的终结,出现了否定阶级-政党政治的取向,这种取向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对此,潘毅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出发,批判了巴丢与鲁索的政党-形式形而上学,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群众运动或解放政治的敌人并非纯粹的政党形式,而是资产阶级政党.巴丢和鲁索将资产阶级政党抽象为政党形式本身,从而提出告别政党政治和政党国家的理论.本文旨在分析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先锋党内出现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经济原因,并认为当下更需要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良性互动,从而一方面避免党国体制的彻底官僚化,另一方面造就真正有活力的解放政治.     

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

日本、印度、意大利和墨西哥等国家曾经出现过一党长期独大的政治局面。“独大型政党”派系斗争的成因、特征和政治功能是各有不同的。派系斗争一方面有利于政治稳定,另一方面也促使这些国家向着更富竞争性的政党体制演进。结合全球政治普遍右翼化的趋势,我们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斗争的功能,对某个国家采取的政党体制的评价标准都要做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革命再探讨:阶级视角的回归

本文从已经成为常识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话语出发,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重新探讨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阶级、政党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出现了抛弃政党政治,追求去中心化的“没有政党的政治”.在他们看来,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已丧失殆尽,党国体制已不合时宜.但我们通过考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历史,意在指出,革命的对象或者说阶级敌人从来就是具体的,“文化大革命”并非革命的终点.巴丢和鲁索等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终结资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政党存在,阶级关系存在,群众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种专政就不可能消失,政党政治就不可能轻易被抛弃.这是我们从“文革”中得到的教训.     

中西政党制度比较分析

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和体现。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与它的政党状况以及党政关系的状况密切相关。中外政党制度在文化、历史条件、政权关系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异同,科学地比较研究中外政党制度,对于借鉴、参考国外政党制度的成功经验,继续坚持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规制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动态演进

伴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中“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两大对立经济思潮的兴衰交替,西方国家的规制实践也进行着动态调整：从政府规制到放松规制,从放松规制到激励性规制。政府规制的实践促进了规制理论的发展,规制理论的发展又推动了规制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逻辑演化：“公共利益”研究范式——“部门利益”研究范式——“激励性”研究范式。规制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分异”与“融合”特征。     

胡适与国家认同

在中国从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胡适也处在这样的状况中。对于胡适而言，古典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始终是他要表达忠诚和倾慕的对象。但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与政治上正在建构之中的现代“中国”之间，胡适的国家认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紊乱。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胡适一直是尊重和自豪的。但对于建构中的现代“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由于没有坐实在他所理想的宪政民主平台上，因此他的认同态度是复杂的：对于20世纪中国建构的两个政党国家而言，胡适均不太认同，但对两者的具体认同态度又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差别的体认上，胡适确定了自己国家认同的典范形式——宪政民主国家，并期待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够落定在这样的国家平台上。     

"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

在当代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国内社会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时、科学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解决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项工作的指导理论。     

中国改革模式转型:从“鸟笼结构”向“丛林结构”

一、从“纯经济学范式”到“复合经济学范式”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和经济增长所表现的潜在成长性,中国改革模式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和研究。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了一条超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能解释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由此在学术界引发关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讨论。中国改革模式超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围。中国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把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作为常量舍去的历史、政治与文化一一进行还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立足于中国已有的政治、文化、…     

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影响因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际经济学,忽视了国内政治因素尤其是政治制度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重要作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将政治因素纳入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政治与经济相互结合的视角探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因素。在实行代议民主制的国家,作为政治制度主要行为体的利益集团和左右翼政党的政策偏好,以及不同的民主模式,对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流动政策的选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企业家行政范式辨析

企业家行政范式是伴随着西方国家传统官僚体制的危机而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公共行政模式.其基本理论是运用企业家精神对政府进行重新塑造.本文在对企业家行政范式产生的背景、基本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阐述该范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于“民富主导型”现代化模式的几点思考

伴随着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变化,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正在经历“国富主导型”、“对杭型”向“民富主导型”、“并存型”转化。邓小平同志关于储富于民,抓住机遇,发展经济的思想,是探索新形势下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逻辑出发点。以政府指争下社会财富在民间积蓄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模式的建构,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民间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等理论与现实部题开拓了新的视野。     

国家是如何诞生的?——美国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范式”,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对此的反思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国家起源假说,即罗尔斯的“新契约论”和诺奇克的“反契约论”。     

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析--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先进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建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问题。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先进性做了新的概括，全面具体地规定了党的先进性。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前提和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精神条件和灵魂；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最高标准和宗旨；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证。     

政党与政权的生命

本文提出了一套关于一党制下的政权巩固理论，并试图利用该理论来解释一党制国家政权寿命长短不一的原因。文章作者认为，在政党建设过程中，政治精英们思忖如何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支柱时，不得不考虑的两个因素就是反对派势力的强弱和寻租的难易程度。如果反对派势力越弱小，且寻租越容易，那么政权建设的成本就越低，但同时这又将不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联盟或政党组织，并最终导致一党制政权脆弱而不堪一击，一遇危机就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相反，如果执政精英起初就面临强大的反对势力并且寻租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他们就会给潜在的盟友提供话语权和决策权，从而推动政党建设。事实也证明诸如此类的执政党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有更强的柔韧性和生命力。为了证实该理论，作者以几内亚比绍和坦桑尼亚，印尼和菲律宾这两对国家为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专题一：中国国家的性质：中西方学者对话（一）——《中国国家的性质：中西方学者对话（一）》导言

这期专刊挑战的首先是关于中国国家性质的一系列理论概念。其中,黄宗智、康晓光和韩恒、王绍光、孙立平提供的四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践”——而不是理论、表达、或制度结构——的强调,借此来与一些被用来分析中国国家的理论进行论辩。第五篇文章是汪晖的,他从另一方面对套用西方现代的“帝国-国家”二元论来理解中国宋代至清代的历史提出了批评,他把中国和西方放在它们各自的“内在”传统和时势中,从而为两者都提供一个批评的视角。     

刍议小森阳一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

在小森阳一看来,“后殖民主义”话语中带有浓厚的西方“口音”,因此,他所主张的“后殖民主义”并非以美国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他指出,现在世界上所出现的所有事态,都只不过是欧美日原帝国主义列强国家所建构的、殖民主义世界的产物,因此,真正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应该将责任与斗争的方向性并提。正因为所有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现象都在一种地缘政治学的力的关系和霸权斗争的关系中展开,所以,对之必须采取批判态度。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负上实践的责任,才是“后殖民批评”的前提性立场。     

将人民内部矛盾带回分析的中心

中国正进入一个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时期.在当前各种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中,公民权利被凸显,国家治理被悬置,公共性缺失.社会科学重建以来,学界普遍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公民权为中心的抗争范式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当前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必须引入国家的视角.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以国家治理为中心的,但在当前的分析中则几乎被放弃了.本文在梳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历史脉络与逻辑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抗争范式片面强调公民权导致公共性不足的理论困境,提出了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新理解.通过将人民内部矛盾带回公共治理分析的中心,回应了当前人民内部矛盾治理的困境,为解决群体性事件、信访高潮以及维稳困局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抗争范式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