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风险的传染测度与来源追溯

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效应愈发显著.文章运用DCC-GARCH模型,刻画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的联动效应,基于Granger-Geweke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构建动态因果网络,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测度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并追溯中国金融市场的外部风险来源.结果表明:(1)在极端风险事件时期,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的联动效应显著提升.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的概率分布曲线,呈现分布区间扩张、分布中心右移以及峰度迅速下降的态势.(2)在极端风险事件的冲击下,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增强,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的交互冲击具有非对称性,中国金融市场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3)追溯中国金融市场的外部风险来源可知,能源、贵金属以及工业金属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强度高于其他商品,中国股票市场与汇率市场承受的外部冲击较强.文章为中国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传染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政策参考.     

中国宏观经济尾部风险评估与利率规则优化

极端事件冲击是宏观经济尾部风险滋生的重要来源,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明晰尾部风险指标是否以及如何有助于改进宏观经济管理范式,对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意义重大。基于预期经济增速下行概率评估中国宏观经济尾部风险,并检验包含尾部风险的利率规则适用性与优越性的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宏观经济尾部风险在金融危机之前处于低位平稳波动态势,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上升,而在后疫情时代趋于下降;第二,经济和金融形势的恶化对尾部风险的放大效应要显著大于其好转带来的缓释效应,在跨期替代效应影响下,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加速背离在中长期对尾部风险的驱动作用更明显,尾部风险可以作为判断未来经济金融形势的货币政策指示器;第三,仅以产出和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利率政策效果可能会偏离预期,盯住尾部风险目标的利率规则框架有利于更好实现稳增长、防风险与维护经济金融双重稳定的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违约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首先测度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并从宏观总量层面检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违约风险和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进一步通过构建包含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风险冲击的非线性DSGE模型,使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货币政策规则刻画中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从理论上分析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违约风险和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带来违约风险的上升和产出的下降。(2)当违约风险较高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产出的负向冲击明显更强。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更好地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2016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分析及下半年展望

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贸易投资下降,政策空间收窄,不确定性上升,逆全球化倾向升温,这凸显了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增长动力、市场信心、政策空间和政策协调四方面的不足.展望下半年,世界经济仍面临关联储加息、英国公投后续发酵、国际金融体系风险和地缘政治冲突上升等不确定性,经济增长可能有所减弱,国际油价也将维持区间波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基于引力模型的分析

不断上升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否有助于解释全球贸易的低速增长呢?文章利用贸易引力模型,从沉没成本、实际需求和预期三种渠道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然后利用国别配对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贸易规模不但受到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绝对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其相对增速的影响,但出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显著;(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抑制效应与进口国的宏观经济状态有关,在失业率较高时期表现更为明显;(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影响存在门限特征,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期的影响明显高于程度较低时期的影响.文章不但有助于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的低速增长,也指出了国际间的政策合作和反对"逆全球化"进而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实现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途径.     

我国金融稳定对策浅析

当前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的风险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部风险,主要指影响整个地区的外部冲击,如美国经济硬着陆、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北美和欧洲保护主义的兴起、全球长期利率的急剧上升、原油价格猛涨、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等;另一方面是内部风险,主要指自身经济发展及政     

澳大利亚新兴市场实体的尾部风险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澳大利亚经济被广泛地认为较之全球其他经济体表现良好,尽管如此,该国金融市场仍然经历了极端的波动。为了理解澳大利亚新兴经济实体较之成熟经济实体受到此类极端事件影响的程度,本文运用4个风险衡量指标,将新兴企业指数(EMCOX)涵盖范围内的新兴实体和标准普尔/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200指数涵盖范围内的成熟实体进行了比较。四个风险指标中的前两者是市场及信用风险的传统衡量指标——风险价值(VaR)及违约距离(DD);后两者则关注分布尾部的极端风险,包括条件风险价值(CVaR)和条件违约距离(CDD),其中条件违约距离(CDD)是本文作者独创的,可将条件风险价值技术应用到违约风险的度量中。将这些指标应用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及危机阶段,便可以发现:所采用的一切指标对于新兴市场股份都显示出更高的风险,在危机阶段新兴企业和成熟企业投资组合之间的价差缩小,违约风险价差在分布尾部处达到最大。这一信息对于投资者和贷款人在极端经济环境下决定其股票或贷款投资组合都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基于非线性网络关联的研究

本文构建"全球金融市场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关联网络,对全球19个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是风险的主要输出方,而外汇市场则是风险的主要接受者,两者之间存在非对称传染效应。分样本研究发现,危机期间风险传染更加明显,且EPU在风险传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股票市场是风险的源头,对外汇和EPU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近四年的分析发现,风险传染沿着"股票市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汇市场"这一途径扩散开来。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境外金融市场会对中国大陆金融市场产生显著的风险传染,中国香港金融市场则容易遭受外部冲击。此外,美国资本市场会对全球造成明显的风险冲击,全球EPU(尤其美国EPU)是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的重要因素。     

核心资产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技术构建时变条件预期损失模型(ΔCoES),测算2020年4月—2021年3月间我国A股核心资产股票价格的尾部风险溢出情况,分析我国A股核心资产下跌对于市场大盘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核心资产指数尾部风险越大,在极端情况下对上证综指的风险溢出也越大,两者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在2020年4月—2021年3月市场下跌期间,核心资产对市场的尾部风险溢出高于同期的中证500指数.核心资产中,医疗保健行业波动最大,产生的风险溢出也最高,其次是消费类行业,这两个行业在近一年内对市场造成的下跌影响最大.     

中国银行业风险形成机理及压力测试研究:基于行业信贷视角

本文以新常态作为切入点,首次从行业信贷视角探究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进而研究2007年至2015年宏观经济特征在银行风险形成过程中的一般作用.研究发现:(1)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对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影响程度有限.从行业信贷来看,顺周期行业的信贷风险高于逆周期行业的信贷风险;(2)在银行风险的形成机理方面,物价变动引起的“货币幻觉”效应长期存在;银行自身特征引起的风险放大效应主要存在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增速放缓引起的信贷需求摩擦在非危机时期更突出.上述因素对不同周期性行业信贷风险的影响与总体情况基本一致;(3)基于银行风险形成机理,本文发现货币政策比汇率政策治理银行风险的效果更好.此外,危机时期应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抑制银行风险的自我放大.     

从日本经济形势看未来中日经贸合作空间

2016年,日本经济运行总体延续弱复苏趋势,一季度GDP环比增长0.4％,二季度GDP增长0.2％.从复苏态势看,占GDP60％的私人消费相对疲弱、企业设备投资不振、制造业扩张放缓、通缩局面严峻,但贸易状况有所改善、就业形势较为乐观.受内外需求不足、投资疲软等影响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制约,预计2017年安倍经济学将难以改变经济低迷态势.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美国货币政策走向、英国“脱欧”与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风险,也将增加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2017年日本经济增速将低于2016年,经济低增长将“常态化”.日本经济低速增长给中日经济带来了冲击的同时,也为中日经贸合作提供了契机,两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高端制造业、节能环保、旅游业以及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促进中日经济合作模式的转型升级.     

经济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有效性

本文估算了中国国家层面和31个省(市、区)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经济不确定性都是影响省级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2)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财政政策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可以作为弥补货币政策效应减弱的政策手段;(3)增强市场信心和缓解信贷约束是财政政策发挥“稳增长”效应的重要途径,且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投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因此,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有效工具。     

危机时期政府直接干预与尾部系统风险——来自2015年股灾期间“国家队”持股的证据

2015—2016年中国A股市场发生了罕见的股灾,与之前股市的多次大跌不同,此次股灾具有下跌速度快、下跌幅度大和波及范围广等特点,先后共有16个交易日出现千股跌停,表现出极强的尾部系统风险。本文利用2015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A股市场数据,研究"国家队"持股的市场效应。研究发现:(1)"国家队"持股有效降低了股票价格的尾部系统风险,有利于稳定危机时期的股票市场;(2)"国家队"持股对左尾和右尾系统风险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稳定市场的作用更多表现在对左尾系统风险的影响上,在市场剧烈波动时,显著降低股价随大盘暴跌的可能性;(3)危机时期"国家队"救市对尾部系统风险的影响主要通过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和提振市场信心两个渠道;(4)"国家队"持股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市场质量,导致股价同步性和交易成本增加。本文采用匹配—双重差分、工具变量等方法控制内生性等问题,并得到了一致稳健的结果。本文的研究丰富了金融市场危机、政府干预和市场稳定机制的相关文献,为危机时期维护市场稳定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市场恢复稳定后"国家队"的逐步退出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分类、测算及动态特征

基于TVP-VAR溢出指数法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显著高于境内市场波动溢入风险,在四类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中,各市场面临的主要输入性不确定性类型不同,输入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最强,债市的输入性不确定性敞口最大;重大危机事件会显著增强各类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输入性宏观经济、疾病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要显著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但其造成的输入性金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相对较弱.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在防范输入性不确定性时,利率调控效果优于货币数量调控,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危机应对效果在四项政策中表现最佳,而跨境资金流动管理的有效性相对较弱.     

关于美国经济复苏的争论及启示

本文分析了美国官方与民间机构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测与争论，并就争论对我国相关问题的启示意义进行深入探讨。分析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速是一个稳定序列，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平稳的特征，外部冲击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我国的经济反弹将快而有力，但是，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特点，将为这种预测增添不确定性。本文最后还给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经济波动中的心理影响因素；二是经济振兴计划的长、短期效应。     

国际工程承包的国家风险与管理

本文介绍了国际工程承包中国家风险的概念与内涵,重点以菲律宾市场为例,采用CRT方法对该国的国家风险(包括政治风险、主权风险、经济风险、货币风险、地缘风险)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了国家风险评估值,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国家风险规避方法与管理措施,对国际工程承包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我们的判断是,当今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延续5～10年。""我们预测,2011年第四季度GDP增速9.0%,全年可达9.3%;根据模型测算,明年我国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     

国际油价走势回顾及2013年展望

2012年以来,国际油价呈波段性大涨大跌走势,WTI原油期价基本在每桶77-110美元之间波动,与上年波动区间相同,全年平均期价约为95美元/桶,与上年基本持平 展望2013年,全球经济增速仍将温和低速增长,石油需求与2012年基本持平,供给较为充裕美欧日等经济体同步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将会助推国际油价上涨,但由于缺乏中国、印度等国经济增速急剧反弹作为支撑,对油价的推动作用有限,加上中东等产油国地缘政治风险存在加剧的可能等,2013年国际油价运行区间可能会向上突破,初步预测,2013年WTI原油期货均价约为每桶98美元左右.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当地企业的正常经营投资活动。本文研究这样的问题:地方官员的变更是否会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以及有哪些因素会加剧或减弱这种作用机制?本文以1999—2012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将显著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若新任官员与省级官员存在"老乡"关系时会降低这种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低时,企业风险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程度更大,但由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处于不同行业管制的企业以及产权不同的企业风险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风险方面的文献,同时有助于明晰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传导机制及其引起的经济后果。     

国际冲击下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与传染渠道研究

本文基于区分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这一崭新视角，采用前沿的系统性风险分解方法与相对重要性分析技术，准确测度国际输入性风险冲击下，全球49个主要金融市场的系统关联及尾部风险，精准识别我国金融市场的薄弱环节。同时，就不同市场冲击下各影响因素对系统性风险及其子成分的作用方向、影响力度等展开深入研究，剖析输入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渠道。此外，对发达市场、新兴市场风险的影响因素与传染渠道展开对比分析。最后，本文采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各因素在不同风险分位数区间的异质性影响，并考察它们在各时期的渐进演变。在此基础上，为有效应对输入性风险冲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从而为健全国际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