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困境下的制造业企业战略响应——基于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与响应式搜索行为的研究

随着商业环境动态性持续加剧和不确定性逐步增强，制造业企业如何在激烈的创新竞争中保持优势位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管理问题。现有研究广泛探讨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各种因素，但仍需进一步关注企业在面临创新困境中采取战略响应行为的多样性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层逻辑。本文从企业行为理论视角，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样本，探讨了制造业企业在面临创新困境（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下的响应式搜索行为。研究发现，创新绩效期望落差显著促进企业的两类响应式搜索行为，即跨地区和跨行业搜索行为。在引入工具变量、控制样本自选择、双重差分估计以及更换回归方法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路径分析显示，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主要通过激发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和强化高管创新关注程度进而影响制造业企业的两类响应式搜索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财务绩效低于期望水平和分属高科技产业时更为明显。拓展分析显示，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会驱动制造业企业更倾向在技术水平先进的行业和商业环境成熟的地区进行搜寻。本文将创新管理目标、组织绩效反馈与企业响应式搜索行为有机结合起来，拓展和深化了制造业企业在创新困境下的战略响应行为研究。     

双重信息不对称下期望绩效落差对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面对实际绩效与期望水平之间的落差，企业如何反应备受关注。本文从绩效反馈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利用2010～2021年上市制造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探讨不同期望绩效落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对外合作和机构关注两种信息不对称情境下的权变作用，研究发现：(1)不同期望绩效落差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历史期望绩效落差带来负向影响，行业期望绩效落差带来正向影响；(2)对外合作程度强化了历史期望绩效落差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3)机构关注度强化了行业期望绩效落差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引导企业管理者有效利用内外部信息规划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     

期望落差下企业双元创新对技术赶超的影响研究

本文按照期望落差的空间范围性和时间持续性构建4个情境，结合回归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不同情境下双元创新对技术赶超的影响。研究发现，情境Ⅰ中(期望落差范围性大且持续性强),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均正向影响企业技术赶超；情境Ⅱ中(期望落差范围性小而持续性强),利用式创新比探索式创新更能促进企业技术赶超；情境Ⅲ中(期望落差范围性大而持续性弱),探索式创新比利用式创新更能促进企业技术赶超；情境Ⅳ中(期望落差范围性小且持续性弱),利用式创新正向影响企业技术赶超，探索式创新负向影响企业技术赶超。研究结果揭示了期望落差下企业技术赶超的创新路径，为期望落差企业利用双元创新实现技术赶超和价值再造提供理论依据。     

绩效反馈对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165 家企业的数据， 将组织期望纳入到开发式和探索式创新的前因要素中。 基于绩效反馈理论构建了开发式和探索式前因模型， 运用战略纯度领域的研究方法建立了创新纯度模型， 进一步运用层级回归检验绩效反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 企业实际绩效与期望绩效间的差距显著地影响开发式和探索式创新间的平衡。 当实际绩效低于其历史期望水平时， 两者差距的扩大会使得企业提升探索式创新强度而降低开发式创新强度； 当实际绩效高于社会期望水平时， 两者差距的扩大会使得企业开展相反的创新模式。 由此可见， 不论实际绩效与期望绩效间的差异如何， 企业都具有开展创新行为的机会， 而较大的差距将对创新行为选择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业绩期望落差、股权集中度和企业环保投入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以 2011~2015 年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渴望水平时,业绩期望落差与环保投入呈 U 型关系,即业绩期望落差存在一个阈值,低于该阈值时,业绩期望落差与环保投入负相关,高于该阈值时,业绩期望落差与环保投入正相关;（2）与股权集中度低的企业相比,股权集中度高的业绩期望落差与环保投入之间的 U 型关系将减弱。     

企业社会绩效与品牌金融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计量企业社会绩效,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绩效与品牌金融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企业社会绩效与品牌金融价值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企业规模不仅影响企业社会绩效,也影响品牌金融价值;企业社会绩效与企业性质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承担更多地企业社会责任,而对于品牌金融价值,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均不受企业性质的影响。     

合作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

本文在合作创新和社会网络理论基础上,以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为视角,将节点度、中介中心度和结构洞作为3个维度,提出了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对企业经济、社会和生态绩效影响的假设,并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168份调查问卷结果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合作创新网络的节点度对企业经济和社会创新绩效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中介中心度对企业经济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结构洞对企业经济和生态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对企业、中介机构和政府在发展新能源产业方面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期望落差下的组织搜索:长期债务融资及其价值再造

企业在何种状态下采取长期负债经营策略以及这种策略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将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视为组织搜索行为,构建了一个绩效反馈的权变模型,探讨期望落差与长期债务融资之间的理论关系及制约因素。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期望落差将对企业长期债务融资产生直接影响。在企业管理者搜索动机与搜索成本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与期望落差程度呈非线性关系,即在临近期望值的状态下企业管理者表现出局部搜索动机,倾向于通过增加债务来解决企业的期望落差问题;而在远离期望值的状态下表现出非局部搜索动机,倾向于减少长期债务融资。环境不确定性是制约期望落差下企业长期债务融资策略的重要因素,市场与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则越有可能导致处于落差状态下的企业减少长期债务融资。期望落差状态下的长期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再造能力之间存在着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即落差状态下适度的长期债务融资提高了企业的价值能力,但超过临界点后将对价值再造起到遏制作用。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期望落差下组织搜索的过程机制,为深入理解企业长期负债经营的前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双重网络与企业创新的交互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考察

为探讨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合作网络及高管社会网络的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86家企业2012～2019年间的数据,分别建立企业专利合作网络和高管社会网络,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合作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专利合作网络中心度弱化了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弱化了专利合作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利用双重网络来利用优势、规避劣势,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基础。     

多元化战略视角下的企业社会绩效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战略视角考量企业社会绩效的形成机理,通过选取2000～2011年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表明,企业的社会绩效受多元化战略的影响,而多元化战略又受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且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受企业的短期财务导向和组织冗余的调节.具体地,产品多元化与地域多元化战略强化了企业社会绩效;而独立董事所占董事会比例会抑制产品多元化战略,财务杠杆越高、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则企业进行多元化的动机越强.并且,企业的短期财务导向越强则多元化战略对社会绩效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而组织冗余资源越多则多元化战略对社会绩效的正向影响会增强.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按照资本形态的不同,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货币资本利益相关者、人力资本利益相关者、生态资本利益相关者、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模型。以46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依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开始关注其社会责任,但社会责任的披露信息仍然很少;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为负;长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期望差距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

在逆全球化和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针对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行为的离散现象,本文以期望差距为切入点,构建了期望差距与母国市场卷入的理论框架,认为期望差距导致了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差异化的母国市场卷入行为。基于以上逻辑,本文通过对2009～2022年中国外向型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期望落差与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呈U型关系;在制度距离比较大、母国市场潜力更高或政治关联程度更强的企业中,期望落差对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的影响都将增强。异质性检验发现：期望落差与企业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关系在母国行业垄断程度较低、企业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更显著。本文的发现丰富了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双循环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的电子工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研究——高管认知研究视角

高管认知是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从高管认知的视角出发，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对我国电子工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及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高管认知、 职业生涯关注和财务柔性储备都能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控制了内生性影响之后， 依然稳健。 高管认知在职业生涯关注和财务柔性储备与创新绩效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该调节作用表明在当职业生涯关注及财务柔性储备对创新绩效产生抑制时， 高管认知能够削弱职业生涯关注和财务柔性储备对创新绩效的不利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创新投入调整的影响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动态创新决策提出极大挑战。本文利用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创新投入调整的影响以及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调整幅度；(2)高管风险感知反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3)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相对较小。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则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的研究视阈，深化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背景下企业创新投入调整行为的理解。     

融资效率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新能源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趋势下,通过绿色创新提升技术优势与经济优势成为能源产业的新增长点。本文立足于新能源行业,先运用DEA模型计算2018~2020年间134家新能源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再通过实证分析探讨融资效率对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能源企业的融资效率整体不理想,但这一现象在逐年改善;融资效率对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正向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平台与产品的双重视角

本文通过对366家新创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以探索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创企业嵌入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和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规模不同的新创企业选择不同的创新生态系统模式会对其创新绩效产生差异化影响，揭示了资源阈值与新创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验证了“创新生态系统-动态能力-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并指出动态能力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企业年龄对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对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技术学习成本的分担方式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9～2013年中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别对技术学习的企业内部投入成本与社会外部投入成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探讨了技术学习的两种承担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学习过程中的企业投入与社会投入均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学习的投入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越好。但政府以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等政策方式分担企业技术学习成本的效果并不显著。     

风险投资、 融资约束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构建了融资约束背景下风险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 并以中国获得 了风险投资的全部新能源上市企业为样本， 采用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定量估算融资约束、 风险投资对 企业创新的双边效应。 研究发现： （1） 整体而言， 风险投资能够对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起到激励作用， 但风险投资由于受到融资约束的阻碍无法真正提升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 因其正面作用无法抵消新能源 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专利成果的抑制作用， 企业总体表现为创新产出不足； （2） 风险投资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作用具有异质性， 国有企业、 小规模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所发挥的创新激励作用更强；有１／４国有企业的风险投资完全抵消了融资约束对创新产出的负向影响， 获得了高于最优水平的创新产出。     

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基于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分析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的“投机-挤出”效应大于“储蓄-维稳”效应,总体上增加了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非国有工业企业金融化对其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更大;(2)作用机理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资产渠道和收益渠道作用于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工业企业金融化——主营业务投资减少/金融资产收益占比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3)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存在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减弱,且国有工业企业的门槛值要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增强。     

谁从谁获益:中国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1995年和2003年的行业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国别外资企业与不同所有制内资企业组合产生的溢出效应模式。结果发现．外资存在与内资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并不是普遍而一致的．而是与外资企业的国别和内资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密切相关。我们研究的主要结果表明，西方国家的投资较港、澳、台和海外华人投资对内资企业的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发现西方企业对国有企业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而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企业则改进了内资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的绩效。本文所发现的外资在中国制造业中溢出效应的有趣模式建议外资政策设计应着力促进不同类型外资与内资企业之间的特定组合，特别是西方跨国公司与本土国有企业及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企业与本土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和良性互动．从而最大化外资溢出带来的溢出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