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通过制度分析与博弈分析，认为道德与法律是社会经济过程的润滑剂，均起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道德与法律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和替代性，德治与法治需要同时并举；为了方便腐败治理，对行贿者可以考虑减轻直至免除其法律责任，对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要进行严密的监控，对受贿者要严惩不贷。     

腐败问题的两个认识误区

当前关于腐败问题的研究有两个误区：一是将腐败的根源一味归之于制度缺陷，因而治理腐败的根本手段成了带有某种空想色彩的制度进步。制度状况与腐败密切相关。但制度是人创造出来用以对付人和治理人的工具，因而制度只是技术性的范畴。下面的逻辑关系清晰地说明了这种观点的错误性质：当人人或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必须改进和完善制度方可抑制腐败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腐败是由于制度缺陷所致。但是，     

治理外部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反思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始终把外部性等同于生态环境问题，把外部性治理等同于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外部性理论及其发展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发展与外部性治理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认为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问题，主张在可持续发展中要区分环境问题与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是外部性，而生态问题则不是外部性。对于环境问题的治理可以采用科斯手段与庇古手段，而对于生态问题的治理则要强化制度安排，加强政策引导。     

转轨国家的政府干预、腐败与政府被控——转型国家中企业与政府交易关系研究

根据转型国家企业的最新调查资料，本文从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治理的质量、政府干预程度和企业对政府控制程度与腐败的关系。就资料显示，政府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程度与腐败程度有直接关系。就一个国家内部的微观情况来看，政府对企业干预的程度、政府对企业的优惠以及企业为政府腐败支出量的大小之间显然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调查表明，市场化改革必须与有效遏制政府被控结合起来。     

从“一把手”体制看国企反腐倡廉工作的艰巨性

做好中央企业的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本文阐述了必须坚持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强化权力制约结合起来，使企业的“一把手”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透视

我们这里所说的腐败,是指权力腐败,是公职人员个人或小团体为了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或资源的行为。腐败给社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影响到社会公平,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败坏了社会风气。 治理腐败首先必须认清腐败产生的深刻根源,才能对症下药。腐败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有思想的、文化的,也有经济的、政治的,本文拟从经济基础方面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金融腐败

文章在简要回顾近年来金融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大案要案基础上，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腐败产生的制度根源进行了阐释，认为只有从制度上进行合理的设计，实行有效的机制改革，才能对金融腐败进行有效治理。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施的阻力及对策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终端腐败治理机制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制定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由于受到政府、官员、企业、制度本身及配套措施等方面的阻碍，我国一直未建立全国范围的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现行的财产申报相关规定也因为上述阻力而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很难发挥其预防腐败的重要作用。     

中小企业成长中企业制度变迁的作用及借鉴

本文在用比较平均数和方差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湖北省国有中小工业企业制度变迁对中小企业成长的贡献之后认为，制度变迁是使国有中小企业摆脱低速和持续衰退的重要途径；企业制度是为了确保企业利益相关者分享企业持续成长的权益，尽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企业成长；初始产权的明晰是企业成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诱致性的企业制度演进可以修正初始产权缺陷。产权适度集中，有利于企业成长。借鉴意义在于：企业要根据持续成长的要求，做好初始制度安排，适时进行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诱致性变迁，建立共同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     

腐败的经济解释

本文在对“腐败”定义的基础上，运用“经济人行为假设”、“成本—收益”和“寻租理论”等经济理论工具，对腐败行为的产生进行剖析，探讨了中国当前存在大量腐败现象的经济和社会根源。进而得出不完善制度导致的经济运行的非效率是导致腐败行为产生的最根本源泉，并对腐败治理进行理论分析和建议。指出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是遏止腐败行为的有力杠杆，但最根本的措施是推进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