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的经济学思考及制度保障

本文主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腐败行为的界定、腐败行为的产生、以及腐败行为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寻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     

什么是腐败行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应用

亨廷顿对腐败行为所下的定义,时下在学术界很流行,其特点是根据行为的动机与手段对腐败行为的界定。其最严重的缺点是把一些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划归腐败行为,同时又把一些严重损害社会的权力行为排除在腐败行为之外。由此而导致所谓“腐败的正功能”理论,给反腐败斗争造成许多思想混乱。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关于腐败行为的功能性定义,认为应当据此来确定反腐败斗争的方针政策,使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开放齐步并进,共同发展。     

公务员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目前的制度安排缺陷，导致腐败成为“高收益低风险”行为，而廉洁成为“低收益”行为，同时公务员缺乏对国家的“信赖感”、对退休之后生活的“安全感”和长期收益的“信任感”。防止国家公务员腐败的根本措施是通过制度创新，使腐败成为被查出概率极高，政治风险极大，经济成本极高，逃避受到法律制裁惩治的程度极小，个人及利益相关者的精神或名誉受到严重损害的行为，同时，使公务员廉洁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公共权力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尚不完备，政府仍拥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因而往往出现以政治权力与金钱交换为特征的公共权力腐败现象。回顾我国二十年的改革历程，腐败也曾多次侵袭神州大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因此，如何有效遏制腐败、防止社会资源的进一步浪费已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将腐败视作一种有第三方参与的“委托—代理”行为，在基本假设下，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及博弈论分析方法对腐败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监督治理腐败行为的对策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选贤任能“五制”

时下,人们谈论起腐败,都认为吏治腐败是最根本的腐败,然而如何防止吏治腐败呢?关键在于吏治改革上,即要真正按照干部“四化”标准选贤任能。目前各地有不少做法值得很好地加以总结、完善和推广,其中突出的就是实行“五制”。 ——举荐干部实行“公认制”。选贤任能的第一步就是要把那些真正符合干部“四化”条件的人举荐出来。以往举荐干部的渠道虽然也比较多,但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许多     

“高薪养廉”的负面效应及其对策

“高薪养廉”是时下的热门话题,认为应实行“高薪养廉”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家机关干部的工资待遇与一些效益较好的国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员工相比,相对降低了,与那些私人企业主、大款的收人更是天壤之别。外界物质的诱惑使部分干部心理失去平衡,导致了腐败的产生、蔓延。因而认为给干部加薪提高其待遇,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第二,外国的实践经验如新加坡证明“高薪养廉”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现象。我们应充分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洋为中用”。第三,“高薪养廉”可以增加腐败成本,降低腐败收益。使腐败成为高代价并在利益权衡上得不偿失的行为。因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美国经济增长与反垄断政策——由微软公司被起诉引发的思考

竞争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的最根本的动力机制，而垄断是扼杀竞争之手，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与繁荣的桎梏；自由放纵的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垄断的产生，因而需要政府采取反垄断政策对经济进行有为而治。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对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概念内涵、行为模式与动力机制

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已成为学界、政界、业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对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概念内涵、行为模式及动力机制进行系统性研究。结果发现，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是价值创造核心主体、价值创造服务主体和价值创造推动主体等具有共生关系的价值创造共同体在某一主体协调下，围绕共同价值主张，为实现主体间互惠共赢而形成的复杂适应行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交换—关系”价值共创行为模式分析框架，挖掘“契约型”“关系型”“经济互惠型”和“社会协商型”4类价值共创行为模式；指出“开发—保护—释放—重组”的适应性循环和“互惠、协商、公平、信任”的交换规则是创新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价值共创的动力机制及重要保障。最后，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对财务激励约束机制的若干思考

一、财务激励约束机制形成的理论分析 科斯对传统企业理论的责难，开创了对于企业基本问题研究的新阶段。科斯认为，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企业内部组织的交易比通过市场进行同样的交易费用要低。受其启发，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的实质是通过各种要素投入者的合作来组织生产，即所谓的“团队生产”，产生一个比所投入的要素分别使用所得到的产出总和更大的产出。“团队生产”虽能导致较大的产出，但也产生了较大的“道德风险”，为要素投入所有者的偷懒或“搭便车”行为提供了可能，从而形成所谓动力问题或刺激问题。动力问题又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激励问题，即如何使人采取某种行为的问题；二是约束问题，即如何使人不采取某种行为的问题。     

拒腐防变破“三论”——李真、丛福奎、薄绍铨等8起案件查处警示教育学习体会

李真、丛福奎、薄绍铨等被查处 ,决不是偶然的。但凡由党员领导干部堕落成腐败分子 ,无不是这些人背弃理想信念 ,丧失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立场 ,抛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致。这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但仅剖析这些还不够 ,还必须从他们分析事物、判断问题、借助依据、指导行为的理论和方法的极其糊涂、极端错误上找原因。要真正做到拒腐防变 ,就要首先破除导致包括李真、丛福奎、薄绍铨在内的党内一切腐败分子堕变的四种错误论调 ,澄清这些模糊认识。一、“环境决定”论。认为时势造就人 ,环境决定人 ,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 ,…     

论寻租行为与行政权力腐败的法律控制

文章针对腐败这一世界性问题 ,分析了行政权力腐败的原因———利益相关者的寻租行为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寻租行为产生的原因———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并指出 :我国应通过加快“阳光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的建设 ,以使利益相关者不能为、不愿为、不敢为。     

房地产价格非理性上涨：一种基于正反馈交易行为的解释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出现了非理性上涨,经典经济理论从供求关系出发对其进行研究有其根本缺陷,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正反馈交易原理出发,分析了导致房地产价格非理性上涨的内在机理,提出要稳定房地产价格关键是要切断正反馈交易行为的产生以及其自增强、自催化的内在机制,消除市场上的非理性心理和行为,理性看待房地产价格变动。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结合经济学理论和实证考察,分析了腐败的经济后果及其原因,并对中国的腐败现象作了一些考察。可以发现,缺乏有效而独立的权力监督体制是腐败的根源,处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市场化也是重要的原因。应当改变腐败的风险性、收益和成本等关系,并且从经济、政治体制上加以改革,完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产生。     

腐败的文化传统溯源

美国学者劳努道出了人们的共识,“腐败是政府最大的痼疾,其危害仅次于暴政。”［１］在腐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中,官员腐败尤其让人关注,因为他们掌握着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权力。宫员腐败的滋长蔓延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政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在关于腐败的众多研究中,从经济学角度入手的寻租理论以其强大的说服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寻租理论认为,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而政府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干预权力时,这种…     

市场经济必然是信用经济吗

导致社会信用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从市场经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来寻找。“中国人自古不讲信用”的看法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马克思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资本对利益的追逐必然要导致市场的信用失范。从而揭示了市场经济与信用缺失问题之间的必然联系。人的市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诚信和失信都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人在市场重复博弈过程中谋求物质利益的行为选择，只要有市场就会发生失信现象，这是古今中外任何市场都无法避免的。市场经济产生着失信的因素，但它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信用的普遍和严重失范。在完善市场经济假设基础上形成的西方信用经济理论，其理论上的误区是显而易见的，以此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实践上的误导。     

人情视角下我国腐败行为的文化透视

在既有的我国腐败问题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沿用西方的研究范式并从宏观结构性因素中去寻求腐败现象蔓延的原因,而忽略了我国特有的本土性解释概念以及微观层面上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本文从我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社会行为持续发挥作用的人情因素及其视角出发对我国腐败行为进行研究。我国腐败行为中的贿赂并非像政治学和经济学所理解的那样单一,是与权力进行交换的工具和资源,而是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礼物馈赠具有相同的运作逻辑,即是表达和给予人情的一种方式。腐败行为中的行动主体通过"有义务地给予—有义务地接受—有义务地回报"的"人情往来"过程,将个人利益纳入双方关系的义务之中。因而,人情的义务性取代了制度的规范性,导致制度在面对通过人情往来而形成的私人关系时失去了其应有的规范作用,由此导致和加剧了腐败行为的滋生与蔓延。     

基层党风监督工作要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一、加强基层党风监督是适应新体制的需要 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就容易导致腐败。从近几年油田内部发生的个别基层千部盗卖生产物资的违纪违法问题来看，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权力失控，行为失范，致使私欲膨胀而触犯法律法规。由此可见，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就在于有效加强干部和“四权”人员权力的监督。     

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的学理阐释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仍然是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的“资本逻辑”影响污染治理主体的理念和行为，使我国推动乡村绿色发展过程中在乡村污染治理问题上存在形式主义、主导性缺失、意识淡薄、治理边缘化等主体异化的现实困境，导致乡村绿色发展效果弱化。为此，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差异性入手，反思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探究地方政府“公共利益代表”与“经济人”特性的矛盾、村级组织“农民代理人”与“逐利者”身份并存、农民之间“互惠”转向“互利”、社会资本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的产生根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向。乡村绿色发展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在乡村污染治理过程中，要从遵循科学发展理念以及优化顶层制度设计、提高村级组织的组织自主性、完善乡村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转化为治理主体经济收益的市场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乡村绿色发展优化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