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福利体制的转型与重构

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德国建立了保守主义的福利体制，该体制关注与强调“围绕就业”型的福利政策。然而，1970年代德国经济社会的剧变使得保守主义福利体制赖以维持的基础条件遭到破坏，通过对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回顾与分析，可以发现“围绕就业”的福利政策受到的关注在逐步减弱并经历了紧缩，而与此同时，“支持家庭”的福利政策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不断扩展，德国的福利体制在近40年的时间里正在逐步进行着转型与重构，这种变化使德国的福利体制已不能再被视为完全的保守主义类型，而这也产生了重新思考福利体制类型划分的必要。     

中国城乡分项消费波动的异质性福利损失研究

本文在对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基准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个维度对中国城乡居民分项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差异进行系统性研究,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来自稳定分项消费视角的决策参考.研究发现:农民分项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往往比城镇居民的更大,但医疗保健和居住除外;就城镇居民而言,居住和医疗保健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依次为最大和次大,为此稳定房价和医疗体制改革成为提升城镇居民福祉的关键;农民家庭设备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在城乡居民所有分项消费中最大,但剔除耐用品后明显降低,表明“家电下乡”之类的政策适合阶段性开展;农民文教娱乐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为农民分项消费中次大,凸显了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严峻性.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居民消费波动的福利效应提供了依据,并为如何完善差异化的稳定性政策和提升公众福利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的福利收益和"门槛效应"--一个动态最优增长分析

文章采用无限期界的动态最优控制方法,给出一个最优经济增长模型,讨论金融发展对消费福利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发展通过提升要素生产率和金融效率产生消费与财富上的“增长率收益”,但金融效率提升和金融发展成本也降低消费-财富比,引起短期消费的下跳。因此,金融发展促进福利收益,但存在“门槛效应”。门槛高度取决于现有技术水平(要素生产率)、居民消费的时间偏好、人口增长率等。这些方面的差异导致各国在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福利增长上后果不一。这对一国选择金融发展政策具有指导作用。     

资本主义都市中集体消费的问题与启示

集体消费是新城市社会学讨论的热点问题，探讨资本主义都市的历史发展中集体消费的概念、功能，集体消费带来的社会公平的思考，集体消费引发的效率问题及对其解决之道，如从福利国家到福利工作制国家的转变，提倡私人消费等对当前中国的城市治理具有借鉴意义，从而引发对中国城市中公共服务的若干社会问题思考。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福利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从产品价格角度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并以中国入世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如果不加入WTO,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中国消费品价格,使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福利平均降低1.02%,但出口国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竞争降低了中国消费品的价格,使高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费福利上升0.004%;收入越高的城市居民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所损失的消费福利越大,在出口国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竞争中所获得的消费福利越大,主要原因是其对非农产品的支出份额较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城市居民消费福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最终品进口来实现。这意味着通过稳定的贸易政策,比如签订区域贸易协定,能够增加消费福利,但也要关注由此带来的消费不平等问题。     

情绪波动、信息消费发散与福利分化效应——基于中国省际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的数值模拟分析

本文基于1993-2012年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数据,在进行信息消费收敛性分析之后,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速提升的福利效应进行了测算与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数据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且“数字鸿沟”呈现扩大趋势.第二,信息消费增速提升对中国农村居民的福利改善作用相当大,即使提高1％,就相当于在消费者无限生命期界内每年增加7.09％ ～ 78.75％的信息消费产品或服务.第三,在相同主观偏好参数下,不同地区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速提升的福利效应由低到高排序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考虑消费者的主观风险偏好特征后,信息消费增速提升1％对东部地区居民的福利影响高于其他地区农村居民.因此,在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     

毛泽东“积累—消费”平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启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积累—消费”平衡思想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他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依据,从经济方面思考新中国政权如何巩固发展,指出只有积累和消费实现平衡,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才具有稳定性。毛泽东强调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积累和消费离不开商品经济,共产党人必须学习尊重商品价值法则,使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此外,国家要积极发挥作用确保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在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都要制定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毛泽东“积累—消费”平衡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经济战略,对新时代中国经济运行难题怎么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怎么办,对全球经济格局走向怎么把握,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     

“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及福利的影响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差分-断点方法,系统实证评估了我国“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力供给、消费及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新农保”对农村总消费及耐用品消费增长有正向作用,但统计不显著;对食品、衣着、保健、医疗及其他非耐用品的消费基本没有影响.(2)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决策和劳动供给时间不受“新农保”政策的影响.(3)“新农保”对反映心理健康的抑郁指数没有任何作用.(4)农村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决策、劳动供给时间及抑郁指数也没有因为“新农保”而产生变化.其原因可能在于“新农保”这种补助强度不大的外部干预政策难以在短期内对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及福利产生影响,这也恰恰说明就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福利而言,“新农保”制度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让住宅成为百姓消费热点

朱总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建设新的增长点，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随着住宅商品化这一重大举措实施，必将会掀起我国广大居民的购房热潮，使商品房成为百姓新的消费热点。...     

关于商品对人类福利贡献的研究

毫无疑问，商品消费在人类福利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商品并不总对我们的福利有贡献，其甚至会使我们的福利受损。因此，随之产生的问题便是：“商品是如何及在什么条件下对我们的福利有贡献？”本文即试图从哲学视角回答这两个问题且形成一些政策建议。福利通常被定义为一个人的利益所在。然而，对什么是一个人的利益所在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根据福利的偏好满足观，我们想要的便是对我们有益的；实体价值观意味着一些客观、可确定的价值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益的；享乐主义则认为愉快是唯一的实体价值。我认为，要为福利做出任何可信的阐释，个人偏好必须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只有在我们的终极偏好得以实现时，它才会对福利作出贡献。工具性偏好也许是错误的，它或许会导致人们终极目标的落空。基于对福利的讨论，本文考察了商品和福利之间的联系。我们不太可能对商品有终极性偏好，因此，我们或不会因自己的选择而降低了自身的福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观察到因商品消费而致使福利损失的现象，例如，食用变质食品而得病。可见，我们尤为关心的是一件商品所提供的特质而非直接的商品的本身。当然，即使一件商品包含了被冀望得到的特质，对该商品的消费也不总会提高福利，原因在于我们有可能缺乏使用这些对我们有益的属性的能力。一言以蔽之，我们通过消费而旨在实现的实际上是那些有价值的机能（functionings）。我们的生活恰恰由这些“存在（beings）”和“活动（doings）”组成，其质量也就可以通过机能的质量来判断。机能是我们终极偏好的目标，而商品只是实现终极偏好的工具。这里关于商品对人类福利贡献的解释可成功地用以处理各种可能出现的目标。我们不需进一步论述机能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愉快不是我们一生追求的全部，它更应被看作是一种特定的机能。类似地，对于自由、能力等概念，我们都可以有同样的理解。商品从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福利。换言之，存在内在价值的商品也会在工具层面有益于我们，因为前者贡献了某些有价值的机能。总之，商品对人类福利的作用并不受制于福利诠释的选择；在福利的实体价值观和偏好满足观框架中，这一逻辑是成立的。为使商品对福利有积极、正面的贡献，消费过程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商品需具备贡献有价值的机能的特性；其次，消费者将这些特性转换成有价值机能的能力。理解这些条件有助于我们形成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政策。在商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政策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和教育，从而使之能够作出有效的选择。如果人们被剥夺了基本机能（如营养或健康），公共权力部门会经常性地直接向其提供必需的商品。他们必须确保解决这些根本问题的方法是最有效的，而且在商品提供过程中还应兼顾社会和文化结构等背景因素的影响。对商品和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详尽的考察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消费者理论中消费者对商品信息完全掌握的假设事实上已将选择与福利视为等价，它忽视了消费过程中减少福利的所有问题。当我们允许这些问题发生时，我们才会明白这些错误到底是来自何处。福利的偏好满足的哲学理念及其实际应用都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人们经常想得到的和最终选择的事物往往对他们毫无益处。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问题通常因缺乏信息和能力而起。增进对商品的了解会提高改福利；不过，商品只是消费过程中的一个因素，政府更应关注商品的特定属性及人们应用这些属性的能力。     

“假日经济”热效应透视

自1999年国务院新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颁布以来,已连续经历了“国庆”、春节、“五一”三次长假,零售、餐饮、旅游业都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局面。各大中型城市出现了久而未见的消费热潮。透过这热闹纷繁的“假日经济”,可发现假日市场的发育尚不成熟,还需冷静思考,细研市场,使“假日经济”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消费模式。     

关于住房商品化问题的探讨

住房商品化 ,就是改过去的福利分房制度为货币分配制度 ,使住房成为商品走向市场。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 ,住房分配已逐渐走向市场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住房商品化刺激了人们住房消费的需求 ,促进了住房建设的发展。同时 ,住房建设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拉动了国民经济 ,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朱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时 ,对住房商品化的发展做了明确阐述 :“住房建设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可见 ,住房商…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其最新发展

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因而应该是各国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但在现实中，贸易保护主义一直盛行。对此，新贸易理论和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做出了解释，其核心是“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利润转移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存在超额垄断利润，而政府单边的贸易支持措施就可以使本国企业获得此项超额利润，只要该利润超过政府付出的成本，就可以增加本国福利。“外部经济理论”认为，如果存在市场的不完全以及外部效应等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适度的贸易干预政策可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造成的扭曲，增加本国福利。上述理论似乎为政府的贸易干预和保护措施提供了合理的辩护。但在现实中，这些贸易干预和保护政策是否能够真正提高本国的福利却遭到了质疑。“利润转移理论”面临着如何测算政府支持政策的经济效应和成本的困境，即使是非常有效率和决策能力的政府也难以保证政策的成功。而“外部经济理论”中的市场扭曲也很难度量，况且贸易干预和保护政策往往并不是纠正市场扭曲的最佳政策选择，相反却有可能造成其他生产和消费的扭曲，其效应甚至不如一些直接生产或消费补贴措施。因此，将贸易政策仅仅作为提高一国福利的手段来解释存在明显缺陷。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尝试从全新的角度来解释贸易政策的产生和变化。这是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产生的重要前提。     

中国经济波动可预测性的福利分析

使用一阶自回归随机过程来描述中国的消费波动,并重新估算经济波动福利成本和经济增长福利成本,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和消费波动的可预测性是正相关的,并且在一阶自回归假设条件下计算出的福利成本略低于独立同分布情形。     

行政机关消耗性福利开支货币化改革探讨

一、行政机关消耗性福利开支的基本内容行政机关消耗性福利开支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目前大家熟知的交通工具消费、招待消费、通讯消费,还包括出国考察消费、开会旅游消费、公款娱乐消费、公款学历消费和福利住房、公费医疗、水电暖补贴、伙食补助等诸多方面。消耗性福利开支又不完全等同于职务消费,职务消费是处在某一特定职务上的公务人员(主要是指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为履行公务所需必要的、适度的消费,而消耗性福利开支是单位补贴给全体工作人员(或者是个别群体)的超过为履行公务所需必要的适度的消耗性福利资金,其表现的形式可以…     

通化镇发展“一村一业，一户一品”的调查与思考

通化镇发展“一村一业，一户一品”的调查与思考原建国，武廷斌，段建国万荣县通化镇共有１７个行政村，２５３６６口人，５９１３７亩土地。改革开放以来，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在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一村一业，一户一品”，使全镇...     

论位置消费的福利影响

位置消费是指人们追求相对经济地位的消费，而福利代表人们的满足感。位置消费使人们追求效用极大化的行为从单纯的商品和劳务的消费变成自己消费和别人消费的比较。从独立消费变为不独立的消费比较。所以位置消费的存在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总福利水平，甚至导致得不偿失的经济增长。为减少位置消费的负面影响，应对位置消费进行相应的引导和管制。     

国有企业的“非常福利”与国有企业退出

经验研究表明 ,国有企业自产生之日起 ,就成为给工人阶级提供“福利保障”和“终身雇用”就业关系的工具或载体。随后 ,“终身雇用”演变成“铁饭碗”劳动就业体制。在“铁饭碗”体制中 ,工人可以凭借“铁饭碗”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 ,使谋求“非常福利”的意识既有产生基础 ,又有存在空间。实践证明 ,国有企业的“非常福利”行为既阻碍国有资本寻利 ,又侵害国有资本本身 ,并构成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正反馈机制”。而随着经济转型、非国有经济发展和改革向深层次推进 ,国有企业 (职工 )谋取“非常福利”的行为倾向也越来越受限制 ,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合法代表 ,其理性选择是行使退出权 ,职工对促使国有企业退出也较为积极。但在现实条件下 ,国有企业退出至少有三个基本约束 ,一是“非常福利”的正反馈机制 ,二是业已形成的“分享格局” ,三是持续的就业压力。三个基本约束决定了国有企业采取“内部置换型”路径退出较为切实可行。     

中国贸易自由化福利效果的实证分析

<正> 在保持贸易收支平衡的前提下,中国进行有步骤的贸易自由化并实施相关的政策调整(如汇率和支出)成为转轨时期的必然程序。本文拟对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果进行测算和分析,并结合目前国内外的贸易政策改革作一定的评议。 一、贸易保护成本的福利含义和测算 贸易保护成本从另一方面讲就是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收益。贸易保护最基本的福利损失是消费损失和生产损失。消费损失是由于贸易保护一般地使消费者要付出更高的价格,而减少购     

食品通胀周期中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动态及福利损失研究

在食品通胀周期背景下,使用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及AIDS-ECM模型对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动态及福利损失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长期中分类食品价格上涨会增加自身消费支出,而抑制其它分类食品消费支出。短期中通过食品消费结构调整实现动态均衡,且收入层次越高调整速度越显著,食品结构越均衡;其次,长短期中食品质量越高其支出弹性越高,且高质量食品支出弹性随收入层次增加而增加。短期自价格弹性较长期弹性敏感,高质量食品自价格弹性在中、高收入层才显著;再次,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的福利具有周期性特征,粮食、肉禽类食品消费福利构成食品消费福利主体,通胀期的福利损失大于收缩期的福利获得,在长短期中食品消费福利变化随收入层次增加而减少。现阶段稳定核心食品价格,减小收入分层差距,是优化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增加福利的两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