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一个基于“三环节”的理论探讨

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是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经过三个环节,相应地,农民工在三个不同市民化环节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市民化能力。本文在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城市就业能力和城市融入能力,并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三个层面提出了新生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制度因素的考察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土地处置方式对市民化能力影响最为显著,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和参加社保数量次之,参加培训次数、求助人数和子女上学也有影响,而职业技能、社区参与、工会参加、获得城市户籍和签订劳动合同则没有影响。本文从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和二元制度改革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宏观态势、现实困境与政策重点

我国农民工的流动模式正在由过去的双向流动向相对稳定的城乡单向流动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不断增强,农民工跨省流动向就近转移的转变日趋明显。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工整体技能较低、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民工就业难度加大、农村土地权益处理机制缺失等制约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因此,要以推进户籍制度综合配套改革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在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加强农民工土地权益保障等方面加大改革和政策支持力度。     

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

本研究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小城市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但是在大城市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且,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具有显著正影响。在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后,本文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入程度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融入意愿不足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决定,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在中小城市。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后,如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中小城市,采取多方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困境及其缓解出路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程度依赖于其城市定居生活的物质资本、城市社会参与的权利资本、城市发展能力获得的人力资本以及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等因素,其中权利资本获得和拥有的状况取决于制度供给状态,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则是农民工市民化目标实现的自致性因素。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民工自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短缺,使农民工市民化陷入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以公平的收入制度安排和财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手段增加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户籍制度重构和社会保障权利复归为核心赋予农民工权利资本,以教育和培训为途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以社会关系重建和组织网络形成为基础培育农民工社会资本,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体制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成渝地区的现实分析

随着成渝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有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目前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三大体制困境:牢固的户籍制度、难以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排斥性的社区管理制度。破局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困境需要从开创体制新格局、完善政策法律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构建农民工社区服务管理平台等多方面入手,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打造有力的外部环境,奠定坚实的内生土壤。     

留而不迁:农民工城市居留与落户意愿分异之谜——基于住房支付能力视角的分析

居留意愿到落户意愿转化困难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以住房支付能力为切入点,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2017)匹配285个地级市宏观房价数据,对房价收入比与居留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房价收入比上升降低了有居留意愿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下结论仍成立。(2)房价收入比上升通过增加农民工本地买房困难感知、降低其社会活动参与和城市融入主观感受,进而降低其本地落户意愿。(3)房价收入比上升对新生代、高学历和本地无自有住房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抑制作用更大,对老一代和本地有自有住房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随着城市等级的上升,房价收入比对居留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小。本文研究结果为从完善城市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角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证据支撑。     

人力资本、地缘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本文从成本收益分析视角探究人力资本、地缘特征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构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因素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江西省460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地缘特征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正向相关关系。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越多、提升地缘特征的推拉力越具优势,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强。应提升农民工、政府承担个人成本、社会成本的能力,从而建立合理分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     

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虚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间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但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尴尬的境遇。因此,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处于"虚城市化"状态,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城市融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及城市融入的中介作用，为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和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珠三角6个核心地市的典型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假说。研究结果：（1）家庭化迁移显著提升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2）城市融入4个维度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比排序为：心理融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居住融入，其中，居住融入最弱并呈现“遮掩效应”；（3）不同代际迁移阶段以及宅基地退出模式中，4个维度中介效应呈现次序分异。研究结论：从深化城乡联动改革、健全城市融入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差别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入手，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与宅基地退出政策。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农地收益、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基于国家卫计委进行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专项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老家农地收益和打工所在地提供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分为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即是否愿意融入到城市、是否愿意长期居住在城市,以及是否愿意转为城市户口。研究发现,(1)老家农地收益越高则显著降低了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的意愿;(2)打工所在地拥有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户口转换意愿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户口转换意愿的影响程度,大大高于养老保险对其的影响;(3)老家农地收益和打工地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三个维度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有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较为复杂。本文认为,应该实施以土地换户籍的政策、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尤其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和补偿待遇,并将外来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范畴,以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和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农民工家庭式迁移的特征及其效应

农民工群体家庭迁移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广东、江苏两省外出务工农民工调查,发现家庭迁移农民工基本退出农业,在城市的工作和居留更稳定,在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意愿强烈,具有行为意义上的永久迁移倾向而不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倾向,是最可能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家庭式迁移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也导致农村宅基地和房屋的大量闲置浪费,这些农民工年老后退回农业和返回农村意愿更强烈,规避风险的途径仍然依赖于土地和农村,退出农业具有阶段性、短期性。政策上建立起家庭迁移农民工的规避风险替代机制,消除农民工对土地和农村的风险依赖,保障迁移农民流转中土地权益,促进承包权、宅基地流转扩大及流转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资源禀赋、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土地处置意愿的影响——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的分析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生计和发展对土地的依赖性在不断减弱。本文利用2013年12月深圳市P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Mlogit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资源禀赋与社会保障制度对其土地处置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宅基地保留意愿依然强烈;其承包地退出意愿明显强于宅基地退出意愿,且受到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状况等个体资源状况及老家住房结构、是否拥有土地等家庭资源状况的显著影响。农村社会保障仅对农民工的承包地处置(包括保留和退出)意愿影响显著,城市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宅基地处置(包括保留和退出)意愿影响显著。因此,应在农民工资源禀赋提升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强化农民工的土地退出意愿。     

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调查

本文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19个城市1436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固定效应Logistic模型,探讨就业质量、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城市入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强烈,具有明确入户意愿者仅为24.6%。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工作时间、劳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职业发展、主观满意度)越高,入户意愿越强;但短期和不公平的合同降低农民工入户意愿。新生社会网络、家庭支持和组织参与显著提升入户意愿。较低就业质量带来的经济、社会交往、心理效应制约农民工主动市民化。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基础上,综合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农民工社会交往是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