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迁移意愿对置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是决定其是否在当地置业定居的关键要素。文章采用2016年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运用Mprobit模型与工具变量的CMP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迁移意愿对置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愿意长期居留并落户类农民工在迁入地定居置业的概率最大,愿意长期居留但不愿落户类次之,只愿短期居留且不愿落户类置业概率最小。(2)家庭随迁规模和流动次数分别与置业意愿呈正相关与负相关性。(3)城市人均GDP与第三产业占比对农民工的置业意愿存在正向影响。此外,区域与流动背景对农民工的置业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建议,政府应对不同迁移意愿类型的农民工给予不同的置业补贴和信贷优惠政策。同时,在保障农民工住房权益的基础之上,建立并完善针对新市民的住房政策体系。     

何以为家:农民工身份认同与落户意愿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落户意愿进行研究。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从身份认同的8个指标中提取了 "认同意愿"和"内心认同"两个公因子,构造了农民工个体的"身份认同度"。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于"本地人"的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对落户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认同度越高越愿意在当地落户;此外,农民工对于城市的满意度与制度的支持均对落户意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农民工对于城市的身份认同感与满意度;二是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和生存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是我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工市民化缓慢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结合西安市417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实证研究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其生活满意度、个人背景、与城市居民差异和收入福利这4个因子的影响,其中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强,而住房、收入和工作稳定度又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降低其寻找工作的成本提高工作稳定度等方面给出建议,帮助提高西安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农地收益、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基于国家卫计委进行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专项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老家农地收益和打工所在地提供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分为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即是否愿意融入到城市、是否愿意长期居住在城市,以及是否愿意转为城市户口。研究发现,(1)老家农地收益越高则显著降低了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的意愿;(2)打工所在地拥有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户口转换意愿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户口转换意愿的影响程度,大大高于养老保险对其的影响;(3)老家农地收益和打工地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三个维度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有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较为复杂。本文认为,应该实施以土地换户籍的政策、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尤其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和补偿待遇,并将外来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范畴,以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和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流动特征、政府服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利用2016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动态人口监测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考察了流动特征和政府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内流动、流入本地时间越长、流入城市等级越高以及与家庭成员一起流动能显著增强其长期居住意愿与落户意愿,由政府提供住房、缴纳住房公积金、在公有制性质单位就业也均能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由政府提供就业信息只能增强其长期居住意愿,却不能增强其落户意愿。社会保险还存在着缴纳和受益领取的异地接续困难,缴纳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会显著降低农业转移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由此,政府应根据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特征和需求,提供精准性公共服务,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技能培训,并帮助其随迁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更快融入城市,消除城乡在住房、就业等公共服务和福利的户籍差异,建构全国统一、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险政策体系。政府还应大力打造省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并以乡村振兴助力城市化发展,吸引并留住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业转移人口,使他们成为城市发展的"新人口红利"。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就业地、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总体、分职业和分收入的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14年农民工调研数据,从就业地和社会融合两个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定居意愿的选择。基于logit模型、通过基准回归研究发现,就业地和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显著,在小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更偏好于在城市定居,农民工社会融合度越高越偏好于在城市定居;通过分职业、分收入和外出与否回归发现,高端职业、高收入和外出农民工比低端职业、低收入和本地农民工更偏好于在城市定居。     

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调查

本文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19个城市1436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固定效应Logistic模型,探讨就业质量、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城市入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强烈,具有明确入户意愿者仅为24.6%。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工作时间、劳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职业发展、主观满意度)越高,入户意愿越强;但短期和不公平的合同降低农民工入户意愿。新生社会网络、家庭支持和组织参与显著提升入户意愿。较低就业质量带来的经济、社会交往、心理效应制约农民工主动市民化。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基础上,综合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农民工社会交往是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中国住宅地价房价比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研究目的:探索35个大中城市住宅地价房价比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中35个大中城市2010—2017年住宅地价房价比的监测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1)2010—2017年,35个大中城市地价房价比的平均值呈现先降后增再降的趋势,区域间绝对值和变化趋势的差异较为明显;(2)35个大中城市的地价房价比大致呈东南高、西北低的阶梯状格局,大部分城市的地价房价比分位数在研究段内未发生明显变化,仅北京、广州和呼和浩特明显上升,长春和合肥明显下降;(3)从关联特征来看,35个大中城市的地价房价比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性,其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2013年达到最大;(4)通过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住宅用地供给对本地地价房价比有显著负向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本地地价房价比有显著正向影响。空间效应方面,本地住宅用地供给和人口密度对邻近城市地价房价比有负向溢出效应,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邻近城市地价房价比有正向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住宅地价房价比不仅受本地土地供给、房地产开发规模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还受到邻近城市住宅用地供给和房地产开发规模的影响,因此房地产市场调控应该同时注重"城市联动"和"因城施策"。     

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住房公积金与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缴存住房公积金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显著提升5.3%,这一结果在加入控制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后依然成立。进一步,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误,利用Bioprobit模型和CMP方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所得结论依然稳健。分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缴存住房公积金对"80后"和在当地居留满5年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更为明显。此外,住房公积金呈现出"嫌贫爱富"特征,其对高收入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积极作用远大于对低收入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作用。     

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从个体层面考察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考虑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发现这一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有助于提高其市民化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八零”后、与配偶和子女一起流动和无房且低技能等农民工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通过健康提升机制、身份认同机制和劳动供给机制来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6091名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

[目的]文章通过意愿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层面分析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的代际差异,为地方政府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指导意见。[方法]文章基于湖南省6 091名农村流动人口样本,选取农业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余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为控制变量,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通过城市和年龄的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相比于"务工经商"的流动群体,拥有"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收入"和"已建立健康档案"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在城市落户定居;现有市民化政策更加倾向于男性,但女性的落户意愿反而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落户可能性越大"仅限于第一代农民工;有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需求的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结论]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关注进城务工子女教育、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健康教育宣传能够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就业质量、获得感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

基于8城市12370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入户意愿总体不高,愿意入户比例未超过一半。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即在国有部门就业、自营劳动者、月收入和社会保险水平越高、参加技能培训、本地工作时间越长、职业预期稳定性高、主观职业地位越高,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越高;但超时劳动、单位包吃住、签订劳动合同则显著不利于入户意愿的产生。就业质量还会通过获得感间接影响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获得感是劳动时间、工资收入、技能培训、职业预期稳定性、主观职业地位与入户意愿的中介变量。据此,建议从就业能力和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等方面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增强农民工的获得感,助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从流入到留下:跨越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居留决策的影响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吸引了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同乡社会资本为农民工流入城市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跨越型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流入城市后却不打算长期居留。利用2017年CMDS数据和宏观城市数据建立模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解释了农民工流入而留不下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有明显促进作用。原因在于跨越型社会资本同时为农民工提供了长期居留所需要的异质化信息,为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发挥了资源效应、机会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因此,为更好地促进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留,应通过社区畅通农民工和本地化社会网络的沟通渠道,帮助农民工突破同质化社会资本。     

住房状况、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自有住房对农民工形成城市身份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可能的选择性偏误后,所得结果依然稳健。(2)政策性住房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当前以公租房为核心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未能发挥有效作用。(3)作用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住房状况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中间机制之一,即住房状况的差距使得农民工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产生分化,进而导致其城市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安徽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是当前区域一体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从“距离”视角,将宏观社会经济背景和微观个体因素结合,对安徽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宏观社会经济差异是安徽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的基本背景因素,微观个体因素也深刻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两者共同对居留意愿产生综合影响;短期居留意愿充分地受到各类“距离”因素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长期居留意愿受经济因素影响小,更多地受行政距离、城市融入距离、住房等长期发展因素的影响;安徽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表现出明显的省内和省际差异,应特别关注省内经济发达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较高层级城市。研究结论将有利于各地制定相应的人口居留政策。     

社会分层视角下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分析

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阶层分化。不同阶层的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有所差异。中上层农民工落户在大中城市的意愿最强,成本和代价并不高,中上层农民工在大城市落户问题是当前户籍问题的首要。底层农民工更倾向于定居中小城镇,他们对农村户籍所附加的土地、生育和社会文化因素的依赖性很强。发展中小城镇经济,为底层农民工提供稳定的社会保障,渐进式地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土地、生育等剥离是底层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相对剥夺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本文强调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采用HLM模型指出了群体间和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受在塑造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中的反馈结构。研究表明,群体间相对经济剥夺感与农民工教育程度和流入地城市特征相关,农民工群体内分层因相对剥夺感受差异而使其市民化意愿强度呈现层次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随相对剥夺感增强而强烈,但边际意愿倾向递减,市民化净收益预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根本原因;城市居民群体正面的社会评价有助于强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而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则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激发和催化作用;在制定和实施城镇化政策时应当重视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     

人力资本、地缘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本文从成本收益分析视角探究人力资本、地缘特征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构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因素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江西省460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地缘特征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正向相关关系。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越多、提升地缘特征的推拉力越具优势,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强。应提升农民工、政府承担个人成本、社会成本的能力,从而建立合理分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