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层:异质性公共服务视角

城市公共服务根据居民是否有房进行歧视性分配,会对不同技能者在城市间的分布造成影响.通过一个人口流动与房价互相影响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并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发现,中国存在人力资本空间分层现象,大城市比小城市更能吸引较高和较低技能的劳动力;当公共服务属于当地所有居民时,公共服务的增加会同时吸引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一旦公共服务专属于买房者时,其增加会吸引高技能人口,排斥低技能人口.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大城市吸引低技能人口不足的原因.研究还表明,高技能者比低技能者对房价更为敏感,并且高、低技能者之间存在技能互补.因此,推进"租售同权"和户籍制度的改革、鼓励住房租赁产业的发展、多渠道保障住房的供给,将有利于优化城市人力资本结构.     

城市规模、流动成本与异质性就业

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引入劳动力流动成本假设,分析了存在劳动力流动成本时,异质性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城市、区位和部门的就业选择。通过理论推导和数值模拟方法,文章研究发现:(1)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存在,使得城市规模与消费者效用之间呈倒U型关系;(2)高技能水平劳动力集聚于大城市的中心区域或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就业,低技能水平劳动力则选择在中小城市或大城市边缘地区劳动密集型部门就业,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     

高技能劳动力对服务业企业增加值的影响——基于技能偏向型生产函数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利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微观数据,并在采用多层模型克服城市及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相关性的基础上,对具有技能优势偏向型的生产函数进行估计,且进行了深入的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服务业企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对企业增加值创造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高技能劳动力创造增加值的能力是低技能劳动力的1.218倍.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低技能企业,高技能企业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获得的增加值回报更高,且高技能企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技能优势更大;相较于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获得的增加值回报更高,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力技能优势也更大;细分行业中,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租赁商贸等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对企业增加值上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在零售、交通运输及住宿餐饮等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对企业增加值没有显著影响或影响为负.     

人工智能、就业结构与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领性力量，势必会对高质量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3个城市面板数据并将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结构纳入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应用可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绿色低碳水平，从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从理论机制来看，缩减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和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比重可以强化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应用显著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高技能劳动力会强化人工智能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而东北地区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抑制高质量发展，低技能劳动力会加剧人工智能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应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同时各地区应根据就业结构等客观实际制定差异化的人工智能发展策略。     

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异质性技能劳动力与长短期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数字经济指数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匹配，通过划分高低技能层次的劳动力，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数字经济的岗位替代效应通过挤入高技能劳动力和挤出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来看，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效应促使低技能劳动力相对生产率提升，降低了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反而不显著。进一步地，家庭养老负担、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异质性效果。     

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中介作用

构建了关于信息化水平、劳动力技能结构以及生产率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结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同时具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呈现出动态的阶段性特征,两者之间存在U形关系,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只有在信息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现;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间接影响通过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中介作用来实现: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低技能劳动者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并带来了中、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上升,导致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技能结构在信息化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要使信息化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匹配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劳动者需要进行持续学习与提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吗??

城市就业包容性的提升是实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异质外来移民对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将产生不同影响.文章运用动态监测数据,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所属行业和流入时期分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包容性,衡量人力资本等因素在异质外来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取代传统的行业壁垒已成为获取就业机会的主要因素.(2)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对劳动力组群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外来劳动力占比每上升10％,城市原有劳动力的就业率将下降0．04－1．99个百分点,表现为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原有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产生显著冲击,且此现象在部分高进入门槛行业尤为明显.(3)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时期流入的高技能组劳动力的包容性显著低于低技能组,高技能组劳动力之间存在更高的替代性.(4)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相比,新进入的外来劳动力对前期进入的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率的影响会更大,且这种影响同样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递增.因此,在完善就业市场的同时,应在就业的前置和后置环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引入措施.     

户籍改革、农地转让权与城镇化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文章将异质劳动力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探讨了户籍改革和农地转让权对农村劳动力和城市高、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及城镇化率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户籍歧视程度的降低,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能提高大中城市高技能劳动力福利,同时大中城市可以吸纳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农地可转让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尤其是对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更有利,但会推高大中城市房价,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福利;同时发现如果城市层级相差过大,也不利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文章最后针对户籍改革和农地产权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促使人力资本有效积累的经济理论分析

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具体表现为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减小。高、低技能型人力资本收入差距的拉大,加强了低技能型劳动力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欲望,使他们通过学习与培训等方式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积极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高技能劳动力也会通过干中学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加强、巩固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保持、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这两者对人力资本的不断投入,使得整个市场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不断提升,从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增加,人力资本价值不断提升。     

劳动禀赋结构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基于技术前沿国家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技术前沿国家劳动力市场极化背景下劳动禀赋结构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方向取决于高、中、低技能劳动间的替代弹性和劳动禀赋结构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劳动禀赋结构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1970-1990年间,高技能劳动与中低技能劳动存在替代关系,因此,高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上升促进了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1990-2007年间,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变为互补关系,因此高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上升同时促进了高、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但抑制了中等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本文的结论为劳动力市场极化提供了支持证据,也为研究中国就业极化现象提供了借鉴。     

高房价挤出了谁?——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

本文基于2014—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已经"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家庭是否"住下来",从个人层面研究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家庭的居住决策,发现高房价会增强劳动力家庭的流动意愿,特别是挤出那些没有购房的、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尽管公共服务对高房价有负向调节作用,挤出效应在大城市表现得尤为显著。进一步地,打算继续流动的劳动力选择流向已购房产所在地的概率更大,而住房的财富效应使得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其他城市,特别是省会级及以上城市。     

中国高技能-低技能劳动的技术进步偏向性及其估算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的中国分行业高、低技能劳动数据,推算了1995—2009年中国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劳动报酬,并基于该数据测算了中国省域层面的高技能-低技能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结果表明:中国所有省区的技术进步在大多数年份是偏向于高技能劳动的。     

人才流入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内部移民的证据

本文将中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相结合,利用早期移民网络构建工具变量,考察城市高技能移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对中间机制、异质性效应与加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才流入会显著提升企业效率,城市高技能移民份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平均将提升0.8％～0.9％.高技能移民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技能密集度和创新水平促进生产率增长,但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人才流入在企业所有制、规模、技能密集度维度上具有异质性效应,表现为国有或外资企业、大型企业以及技能密集型企业获益更大.加总而言,高技能人口流入将促进城市生产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为城市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了支持性经验证据.     

异质劳动力与工业空间集聚——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扩展分析

基于中心—外围模型,引入异质劳动力构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考察高、低技能两类劳动力的流动及其相互影响发现:当交易成本较低时,两类劳动力的流动均可促进流入地产业集聚;当交易成本较高时,两类劳动力需集聚到一定程度,才能促进高技能劳动力流动,进而促进产业集聚发生.进一步地,采用2002-2012年31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两类劳动力流动均对工业集聚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技能劳动力对工业集聚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低技能劳动力对工业集聚存在显著反向影响;在西部地区,两类劳动力都未能对工业集聚产生显著影响.     

地理与服务业-内需是否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区域性核心大城市的距离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到大港口的距离之间呈现出三次型的"∽"曲线关系,随着离大港口越来越远,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上升再下降。相比之下,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到大港口的距离之间也存在三次曲线关系,但是没有第二波峰,说明第二产业的集聚力比第三产业相对更强,但离散力相对更弱。同时,我们也发现,区域性的大城市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含义是,向沿海和大城市周边的空间集聚对于服务业发展非常重要,服务业作为内需增长的源泉并不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     

农村劳动力结构性转移的就业议价分析

分析了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将把城市劳动力从低技术部门挤向高技术部门。通过在三方议价模型中引入技术水平,指出厂商、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在不断达到议价均衡的过程中实现了低技能到高技能的技术进步。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性别就业差异

选用CHIP数据库1995、2002和2007年的城镇调查数据,利用截面Probit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两性就业差异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个体劳动参与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技能个体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存在着显著差异化的影响。总体而言,无论对于男性或女性劳动力,贸易自由化对高技能两性劳动力的就业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作用相对较小,甚至更多为负;而对于同一技能的两性劳动力而言,贸易自由化对男性就业的影响要大于女性。因此,进一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高女性教育水平意义重大。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以21世纪初省级养老保险征收机构变更为例

企业资本劳动比提升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举措,本文探讨社会保险缴费对此的影响。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发现社会保险缴费会导致人均固定资产增加。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缴费会使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减少劳动力雇佣。这说明社保缴费使劳动力相对价格上升,导致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进一步地,伴随着社会保险缴费的上升,人均薪酬会提高,这意味着资本更多地是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并且替代效应在劳动密集度高或规模小的企业中显著存在。在当前就业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厘清社会保险费征缴、资本劳动比和就业之间的权衡关系。     

中东欧国家FDI、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关系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利用中东欧七个国家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FDI、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FDI有利于促进就业结构升级,并不能扩大就业规模,但是FDI对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就业结构中出现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长,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大幅下降的现象。同时在经济增长中,以工作时数衡量的劳动量的贡献率为负,而劳动力结构转变的贡献率为正。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改革与工资收入差距

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本文引入一个两部门的世代交替模型来探讨“两税合并”的资本税改革及其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表明,降低内资的税率会增加国内生产部门中高技能劳动和资本的使用份额,增加低技能劳动的工资水平,同时缩小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而增加外资的税率也会增加国内生产部门中高技能劳动的使用份额,并减少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因此,通过降低内资的税率或者提高外资的税率来统一中国的资本税率,不仅平衡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而且也减少了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