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竞争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中国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数据,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模型实证考察了银行竞争对家庭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银行竞争能促进家庭创业,并提高创业收入,该结论在处理样本选择和内生性后依旧成立。此外,银行竞争对农村地区家庭创业选择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城镇地区和高学历家庭的创业收入提升作用并不显著。银行竞争能使家庭获得更多银行贷款,进而促进创业。上述结果表明:我国应鼓励银行业适度竞争,并适当降低贷款门槛,进而鼓励家庭选择创业,增加家庭收入,推动经济发展。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新型城镇化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2018年的数据，探究了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家庭微观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能有效推进共同富裕，尤其对物质富裕维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创业活跃度等路径影响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对东、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存在促进作用，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新型城镇化存在“马太效应”,对共同富裕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推动作用越强。基于上述结论，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助力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     

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户家庭增收

基于CSS数据库中7031户农户家庭收入问卷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O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显著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在更换变量、选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等检验后，该结论仍旧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发现，东中部地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均通过显著正向检验，而西部地区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各环节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出“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特征。据此，应持续健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模式、强化农村人力资本优势、实施地区与环节差异化策略，提升农户采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以实现农户家庭增收。     

论我国东部地区财产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

针对我国产寿险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选取2007年东部地区截面数据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保险意识和前期赔付支出与东部地区财产保险需求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前期赔付支出与财产保险需求相关性最大,固定资产投资则与东部地区保险需求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三期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通过计算持久性收入、换用代际收入秩相关系数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部门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代际教育流动，最终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数字金融影响的子指标分解和异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改善了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代际流动，具备普惠性特征，这也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参考。     

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城镇居民失业——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在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城镇居民比非金融普惠城镇居民失业概率显著下降了1.7%。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显著超出非金融普惠城镇居民19.7%,金融普惠城镇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显著超出非金融普惠家庭5.61倍。因此,金融普惠可以通过提高城镇居民人力资本的途径降低城镇居民失业水平。因此,应当在京津冀地区推行金融普惠,增加城镇家庭教育或培训支出,提高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从而降低城镇居民失业水平。     

大病保险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基于农村大病保险试点特征的实证研究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农民创业有助于农村就业与农民增收,探索农民创业的阻碍因素及其政策支持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2016年数据,使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大病保险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农村大病保险使农民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显著增加5.8%。并且与农村基本医疗保险相比,具有补充性质的大病保险政策更为显著地推动了农民创业。稳健性分析发现,以未试点城市作为虚假处理组以及考虑政策实际执行日期滞后性的情形下,实证结果仍然具有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农村大病保险显著提高了医疗费用的实际补偿水平,能有效化解潜在的疾病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大病保险对中西部地区、中高收入、中青年、社区有银行网点等样本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大病保险对农民创业活动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生存型创业,而对机会型创业并没有发挥作用。为更好地推动农民创业,应进一步完善大病保险政策,并优化创业支持政策。     

人力资本对提升城市创新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考察了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力的提高，并且这一结论在利用高校扩招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扩大科研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规模以及激发城市创业活力两种途径促进城市创新力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力水平的促进效应在东部沿海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行政级别较高的一级城市表现得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区域异质性及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更换实证模型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对西部与东北地区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促进效应显著增强。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优先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资源分配方式。     

中国家庭“尊老”与“爱幼”消费差异性分析

目前中国少儿消费和老年消费存在较大不均衡,少儿人口对居民消费率的作用显著大于老年人口。本文从家庭层面分析“尊老”与“爱幼”消费的差异性,并从“需求异质性”和“选择偏差”两个角度解释该差异的来源。使用中国CFPS数据,检验得出子女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显著大于老人;通过进一步对比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区域和城乡家庭的情况,发现家庭和社会的“选择偏差”是目前“尊老”与“爱幼”消费差异的重要来源,并且该差异随着家庭收入、消费环境的改善会得到缓解。     

数字普惠金融对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掀起了全民创业的浪潮，众创空间作为新时代服务大众的创新创业平台发展迅速。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指标衡量体系并运用熵权法计算众创空间发展水平，结合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众创空间的发展，其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众创空间发展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众创空间发展。     

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经验的借鉴

发展中国家对金融支持方法的差异性、倾斜性特点,对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贫富差距的效果较明显。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支持经验对我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贫富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家庭旅游消费——来自“高铁县”的经验证据

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于微观家庭福利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匹配2012～2018年县域高铁开通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于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本地家庭的旅游行为，相较于“非高铁县”的家庭而言，“高铁县”家庭的平均旅游出行概率和旅游消费金额均明显更高，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不变。机制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带动效应主要通过改善出行条件、增加出行人次、扩大出行半径，以及促进家庭就业和收入增长等渠道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闲暇时间更充裕的家庭而言，高铁开通对其旅游消费的提升作用更强，高铁也更促进了家庭的短期污染规避行为。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了“高铁时代”的旅游经济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助力国内大循环提供经验证据。     

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商业健康保险对促进消费升级、维护经济平稳运行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大多数研究没有深度剖析商业健康保险对不同消费层次的影响。基于此背景，采用2017、2019年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不同结构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健康保险对发展和享受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从城乡、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的家庭进行比较，发现商业健康保险主要促进城市高收入以及中西部家庭消费，但是并没有降低预防性储蓄率。因此，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不仅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带动内需，还可以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     

数字经济与财政分权：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测算的2012—2018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其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分别通过扩大增值税规模、增加个人所得税规模和提升经济开放水平,从而强化财政分权。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分权的强化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强化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网络基础设施、包容性绿色增长与地区差距——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球数字化浪潮下,网络基础设施对中国践行更为绿色、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区域协调效应。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的推广普及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方面;就影响机制而言,网络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鼓励大众创业行为、改善居民就业质量以及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相比,网络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正向影响更甚,且对不同类型城市具有异质性表现;另外,网络基础设施弱化了传统地理优势,能够在全国、地区以及省份层面降低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的区域协调效应。本文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现有分析框架,更为政府推动宽带战略落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和A股314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新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影响更大;这一影响结果在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为发挥数字经济的微观激励效应进而促进宏观经济“提质增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隐性债务扩张的影响——来自我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前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也能缓解地方隐性债务扩张,本文以我国2011—2018年部分地级市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测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地方隐性债务等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抑制地方隐性债务扩张。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隐性债务扩张的负向关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且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影响更为显著。最后,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本文提出三点建议:明确目标,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缩小区域数字发展鸿沟;营造氛围,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     

城镇居民家庭房产的资产效应及其异质性——基于3122个城镇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最新公布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法考察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及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结果显示:住房资产的消费弹性为0.007,消费的低分位弹性大于高分位弹性;房产对家庭设备支出、居住支出、交通支出和保险支出有显著的影响;当家庭拥有三套房产时,房产的资产效应达到最大值。因此,政府在制定刺激消费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房产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