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中美韩三角贸易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中美韩三国的三角贸易模式,对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是否存在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利用三角贸易指数刻画了中关韩三国三角贸易的动态演变,并对“韩国出口中国”和“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韩国出口中国中间品-中国出口美国消费品”的贸易模式是中关韩三角贸易关系的实质,并基于此建立了包含美元和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变量的中美出口贸易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长短期内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都受到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即存在显著的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在长期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对美出口有正向的显著的第三国效应,其效应弹性要小于中美汇率双边波动效应弹性并与之方向相反;而短期内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增长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文章尝试运用单位根、协整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无论从长期运行关系还是短期波动状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上证指数、A股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与B股指数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人民币兑欧元、日元汇率与上证指数、A股指数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操纵”——基于汇率与贸易收支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2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分别从总体和分行业的角度,探讨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汇率波动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率对中美两国之间总体和分行业贸易收支差额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该结论意味着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中国政府都无法通过汇率操纵来达到扩大中美贸易收支顺差的目的。     

汇率波动对对外投资上市企业价值影响研究

全球经济金融的融合、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的实施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加剧,势必会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以从事直接对外投资的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传统的Jorion模型进行拓展,研究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的汇率波动对这些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显示,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的汇率对企业价值影响最为显著的是人民币兑日元汇率;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造成了大部分企业价值的贬损;人民币兑欧元升值给企业价值带来的显著影响呈现出正向、负向共存的特点;而人民币兑日元贬值则给大多数企业价值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人民币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与上证综指波动的实证分析

应用GARCH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了我国人民币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与上证综指波动的关系。研究表明,汇改后GARCH（1,1）模型是适用的,它反映上证综指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率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同时,上证综指变动率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率之间存在双向线性因果关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更多引导上证综指的变动。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实证分析

对贸易收支与汇率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计量方法分别对中美、日美间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差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结果表明，日元升值并未改善日美间贸易差额，而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间贸易差额也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调整人民币汇率并不是改善中美贸易差额的有效政策工具，我们应汲取日元升值引致诸多负面作用的教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与东盟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国际贸易收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在数理统计和实证角度研究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与东盟贸易收支的影响,主要选取东盟中六国(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和菲律宾)为代表进行分析,运用面板资料模型得出结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高(即人民币升值),会缩小我国贸易收支顺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中国与东盟六国的贸易收支产生国别效应。对中国而言,在努力扩大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兼顾国家发展战略,可采取的措施有完善汇率政策、对贸易政策的调整和对产业政策的调整等。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5年7月21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界,分别分析了我国2001年1月2日～2005年7月20日(Ⅰ段)和2005年7月21日～2007年12月28日(Ⅱ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与上证综指收盘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上证综指有着显著的短期动态影响,且两变量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上证综指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且波动溢出均存在不对称性。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后,两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人民币汇率风险度量研究——基于不同持有期的VaR分析

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进一步改革,我国外汇市场的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进一步加强,这些因素都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的风险。本文以不同持有期下的人民币汇率风险度量为研究重点,采用先进的汇率波动风险度量VaR工具进行汇率风险管理研究。并结合我国外汇市场的实际情况,运用各种VaR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有:我国人民币兑美元市场具备使用VaR模型度量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的前提条件;持有期逐渐增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风险也呈逐渐增大趋势,但相对于成熟市场不同持有期之间的变化,我国外汇市场还是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置信度逐渐增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风险呈逐渐增大趋势,不同风险承担主体选择的置信度不同。     

人民币汇率已达到合理均衡水平了吗?

本文运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选取中美两国1991—2012年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GDP和就业人数作为样本数据,构建了相对劳动生产率指标(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之比),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由此测算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实证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与两国实际汇率走势呈反方向变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持续上升是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根本原因;在2011年以后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已稳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浮动区间,人民币汇率已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即人民币汇率已基本达到合理均衡水平。因此,中国应在有效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前提下,适时、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础上的双向浮动。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汇率弹性增强对我国的影响

正201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特征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人民币汇率预期分化。自2012年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至1%,即每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交易价可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上下1%的幅度内浮动。这是继2007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单日波动幅度的再度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汇率的自我调整机制将使得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活动不至于明显偏离均衡水平。人     

基于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双边数据的贸易收支弹性研究

有别于传统的总量分析,利用双边贸易收支模型考量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双边贸易收支的关系,能更深刻地揭示汇率波动与我国贸易收支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对不同国家而言,不仅双边汇率对双边贸易收支的弹性系数大小不一样,而且双边汇率的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方向也并不一致,这也说明了采用双边汇率和双边贸易收支样本比总量样本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欧美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汇率的变动体现在贸易品价格上的变化,而贸易品价格的变化直接决定了世界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美国和欧元区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和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产品类别和比例上具有一致性。通过Johansen协整分析,得出美元和欧元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平衡分别有正向和负向的影响,且滞后现象不明显,美国政府把美中贸易逆差的扩大归因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是不合理的,逆差的扩大和中美的经济发展状况,竞争区域的汇率诸如欧元汇率等是息息相关的。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韩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韩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自建交以来,两国双边贸易额逐年上升.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波动更为频繁,这可能对两国贸易带来一定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引力模型,对汇率波动与中韩贸易流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基于时间序列ARIMA模型的人民币汇率走势预测

2010年6月19日,央行为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推出第二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文旨在研究第二次汇改后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情况。本文为探究时间序列长度对预测准确性的影响,使用R软件选择出一个较为适用的模型即ARIMA模型,使用2010年6月19日至2011年7月19日的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进行拟合,并对未来半月汇率进行预测。同时,为对比长短与样本对预测精度的影响,又使用2011年1月1日至7月19日的交易日汇率数据进行预测。对比发现两中ARIMA模型对汇率预测均有效,而短样本预测精度较长样本更优。据进行预测。对比发现两中ARIMA模型对汇率预测均有效,而短样本预测精度较长样本更优。     

基于MS-VAR的汇率波动对人民币双向FDI和贸易结算的影响研究

汇率波动是影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重要因素。探究不同区制状态下汇率波动对人民币双向FDI和贸易结算影响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存在平稳波动、低波动和高波动三种区制状态;人民币汇率的过高波动对人民币双向FDI和贸易结算均会产生抑制作用,且过多的汇率干预也会抑制双向FDI结算中人民币的使用;此外,还发现人民币双向FDI结算将促进人民币贸易的结算,但人民币贸易结算将抑制人民币双向FDI的结算。因此,我国应该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平稳波动,同时还应处理好人民币在双向FDI和贸易结算中的关系,使人民币跨境结算能够在双向FDI和贸易中实现并驾齐驱。     

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显著增加,并且其波动性的影响因素与汇改前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不同.在汇改前,VIX、房价、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性有显著影响,而在汇改后,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性及其一阶滞后变量、外汇储备增长率和贸易顺差增长率是显著影响汇率波动性的因素.这与2015年8月以来离岸市场的“补偿性贬值预期压力”的惯性相关,也与储备下滑带来的进一步贬值预期和进出口贸易因素有关.因此,短期内稳定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汇率和防止外汇储备进一步下滑,将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关键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稳汇率和稳储备之间的“两难选择”.在政策选择上,央行适度调控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降低做空人民币的筹码,是防止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有效手段.而在在岸市场,加强资本管制,防止资本外逃带来的汇率冲击则是有效的政策选择.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国际贸易的传导效应

本文考察了我国与11个主要国际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使用GARCH模型测算人民币汇率波动,应用ARDL协整方法研究在现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国际贸易的传导效应,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总体上,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国际贸易具有负面的传导效应,国际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会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二是贸易伙伴经济发展对我国国际贸易有促进作用;三是我国国际贸易不易受到进出口产品相对价格变动的冲击.     

逆周期因子决定了人民币汇率走势吗*

2017年5月2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中引入逆周期因子。本文利用引入新因子以来外汇市场交易数据，通过新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测算了逆周期因子数值。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和EGARCH模型研究了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汇率走势和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引入逆周期因子降低了人民币汇率波动性，但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没有显著影响。逆周期因子修正了投资者对汇率变动顺周期性的过度反应，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完善人民币汇率宏观审慎管理。     

基于条件异方差模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征研究

本文利用GARCH模型和GJR模型对人民币兑美元日收益率的汇率波动率建模,了解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特征,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兑美元日收益率存在波动率聚集、"新息"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